中国劳动阶级的先驱

    发布日期:2007-09-09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二)

                      
                          
    庞人铨烈士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天津的爱国学生闻讯响应。满腔仇火的黄爱怎会袖手旁观呢?他拿着一张《五四宣言》,在学校里大声疾呼:“同学们,起来吧!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顷刻间,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罢课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怒潮涌溢校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青岛,抗议北京军阀政府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侵略特权。

        正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周恩来,找到黄爱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天津各校学生拧成一个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黄爱极表赞成。于是立即发出倡议,于14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公举周恩来为学会联合会主席,黄爱专事学会联合会执行部工作,并担任了周恩来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从此,他结束了学生生活。

        黄爱觉得,唯有唤起国人的觉醒,众志成城,才能实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之目的。他专心致志地出版《学报》,寄往全国各大城市。他用刚劲有力的笔调,一针见血的痛斥北京军阀政府的腐败,揭露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唤起全国同胞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同时,他对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工作也十分热心,是周恩来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最得力的助手。

        时至8月,山东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事件,军阀镇守使马良枪杀了回教救国会的负责人马云亭等,激起了山东乃至华北各省人民的公愤。黄爱哪能容忍呢?他呼吁天津各界,联络华北各省,派代表进京请愿,他充当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代表。

        26日,黄爱带起几十人的请愿团,刚到新华门前,守卫总统府的军警如临大敌,奉令把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代表包围起来,限制他们的爱国行动。他们露宿三日,饮食断绝,部分学生代表还挨了皮鞭。黄爱因患痢疾,提前被送往朋友家医治,才免遭毒打。

        黄爱得知请愿代表被打之事,满腔的仇火越发燃烧起来,仰天长啸:“爱国有罪,天理何在啊!”他马上赶回天津,决意组织热血青年做激烈的斗争,唤起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就此定中国将来的命运。当晚,他串连了数十名主张作激烈斗争的勇敢分子,并组织了以他为首的“牺牲十人团”,他说:“此次赴京,若政府不理,就在总统府前散发传单,十人团被杀,其余的人分向各处行动,掀起最激昂的斗争,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他要用自己的血来唤醒沉睡的民众了。此事为天津各界联合会所知,竭力阻拦,劝黄爱从长计议,才停止这一过激行动。但他那种勇于为人民牺牲的精神,实为天津各界进步人士所敬佩。

        两天之后,华北各省和上海市各界,又因日本侵略者打伤学生一事,发起第三次赴京请愿,通电天津学生联合会。黄爱却不以为然,觉得文质彬彬地跑到新华门前,丝毫不能震动北京军阀政府,然而大家都推崇他为代表,他只好勉强地答应了。

        10月1日上午,请愿代表团一行32人,来到总统府前,总统徐世昌闭门不见,他们静坐多时。天黑了,总统府冲出100多名军警,如狼似虎地绑架了全体代表,将他们监禁在警察厅。黄爱对大家说:“我们进牢房,比在外面活动的效力要大得多,我情愿坐穿牢底。”果然,他们被捕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传到了华北、东南各省市,声援请愿代表的信件如雪花飘来,抗议北京政府的电文在各地传送。徐世昌着急了,迫于压力,11月9日将他们全部释放了。

        黄爱请愿不成,连总统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反而坐牢38天。在这些日子里,他想了很多以前未曾想过的问题,比如国家图存、社会革新、劳工权利等等。他比以前冷静沉着了。出狱后,他回到天津,学校当局借口他旷课日久,予以除名;天津驻军把他视为“反政府的暴徒”,注意他的行踪。面对艰难的处境,他没有气馁,反帝反封建的奋斗精神更加增强了。几天之后,他被邀请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由周恩来安排在一所工人补习学校任课。他乘隙阅读一些书刊,经常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进步分子谈论各种社会问题。他的志向开始转到改造社会了,然而用什么思想去指导斗争呢?他仍然不知所从。

        “五四”运动时期,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象潮水一样地涌进了中国。长期闭塞而头脑饥荒的中国青年,对于这些舶来品都视为新鲜东西,特别是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对未来社会作了天堂般的描绘。黄爱对此颇感兴趣,因为他恨透了北京军阀政府,认为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早想否定它。由于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北京在一年前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想:既工,又读,更讲互相合作,这不是西方人描绘的天堂吗?第二年一月,他来到北京,抱着很大的希望参加了这个组织。可是,他参加不久,便看出了组织的不得法的地方,互助团的人们都是些自命不凡的青年学生,根本不采纳他的意见和建议,他决然退出了,另寻新的出路。

        黄爱到了北京,找到了在狱中结识的北京大学的几位进步同学,谈及国家兴亡之事,都感慨万分,提起那些卖国贼,个个咬牙切齿。
        黄爱激昂地说:“救中国,吾之本分,否则何为中国人!”

        一天,黄爱来到了北京大学,拜见了李大钊,自我介绍说:“我叫黄爱,慕名特来求教。”
        李大钊早就知道黄爱是富有牺牲精神的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意志坚决,便向他介绍了俄国革命与建立人民政权的情形,并对他说:“驱逐列强,非先除军阀不可,此举必须唤起劳工千百万,投入阶级斗争。”

        黄爱边听边思考,因为他的想法不完全相同,否定一切政府的观点还在他脑子里隐现,由于初次见面,他却没有流露出来。
        几次的会面谈论,李大钊觉得他还没有跳出无政府主义的圈子。4月初,他递给黄爱一封信,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先生。

        黄爱久闻陈独秀的名声,能够得到李大钊的引荐,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他告别李大钊,兴冲冲地去上海了
        陈独秀热情地接待黄爱,劈头就说:“你坐牢的事,早听说了,这不是怪事。革命就要有不入研究室、便入监狱室的准备。”他安排黄爱到他主办的《新青年》出版社从事缮写和校对工作。

        《新青年》是当时全国有名的进步刊物,它宣传新文化,探究社会问题,介绍马克思的学说。这给黄爱的启示是很大的,他开始注意俄国革命的经验,注意由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想在上海做一番大事业。

        当时的上海,成了洋人掠夺中国资源的大本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都在那里划定租界,开办工厂,设立股份公司。黄爱目睹这些丧权辱国的现象,更加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火,他在工作之余就四处联络工人。怎奈人地生疏,有翅难展,花费两个多月时间,所谋未成,心烦极了。他怎甘心坐在那儿誊写稿件呢?决意回到他学习和工作的第二故乡——长沙,身体力行地从事劳工运动,探索出一条履行社会、拯救劳工的新路来。
        6月间,黄爱告别陈独秀,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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