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洪湖 青史永垂

    发布日期:2007-08-29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在湖北监利县的红军烈士陵园里,巍巍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徐向前元帅题写的“青史永垂”四个大字,以纪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三军的著名将领鲁易烈士。每逢清明佳节,陵园附近的老人们及青年学生总是肃穆地走以碑前,献上一束鲜花,悼念他的英灵。

        出国留学受凌辱

                       
                          
     鲁易木刻像

        1897年3月,鲁易出生于湖南常德县沅水南岸一个书香之家。他父亲祖居江西黎川,光绪年间迁来常德。年过四旬,生得一子,夫妇俩有说不出的高兴,远近的学士和知己都来为他贺喜,祝福他世代昌达,因而给这位难得的后裔取名“其昌”,后来去法国留学,改名鲁易。

        鲁易自幼随父读书,聪颖过人,又勤奋好学,少年时就文才出众,邻里间都称他是沅水南岸的“神童”。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湘西最高学府——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始创于清光绪29年,时名西路师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改名省立第二师范,学生来自湘西29个县。先县试,后校试,中榜入校。鲁易能跨进这所学校的门槛足见其才识不凡了。

        这时,上海、北平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进了常德古城,也吹进了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部分师生的心扉,鲁易在这股化雨春风的熏陶之下,爱国之心日益炽热起来。他想:日本帝国主义经过明治维新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地大物博的中国难道就不能富强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要去日本留学,寻求救国之道。

        1918年初春,鲁易毅然扬起洞庭风帆,奔赴省城,报考官费留日,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按成绩选派,乘远洋轮漂泊扶桑,进入日本东京正则学校攻读。

        鲁易是为拯救民族而东渡留学的,因而他求知心切,稍有暇时就沉浸在图书馆里,广泛涉猎各种书刊杂志,饿了就啃几口粗面包,渴了就喝一杯自来水。从那里,他了解了日本十九世纪中叶变革维新的始末,也触及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同时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的书刊,边学习边思考祖国的命运,然而什么是拯救中国的良方呢?他仍在迷惘之中。

        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鲁易随时都想着维护祖国的尊严,即使是在异国他乡。5月7日,东京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日本政府公然举行集会,纪念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同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且要中国留学生参加。鲁易、王若飞等义愤填膺,串联发动留日同学集会抗议,竞遭到日本当局的横蛮干涉。他怎能忍受这样的凌辱呢?决然弃学回国,结束了他的第一次留学生活。

        鲁易从上海乘长江轮回湘,只见沿途各大城市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的怒潮正汹涌澎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火在熊熊燃烧,他似乎从黑暗之中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为探寻拯救中国的新路,他决意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12月15日上午,法国远洋商船“智利号”从上海启航了。高风、鲁易、毛遇顺等湖南同学也乘这艘船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批留学生中,数鲁易个头最小,身体最瘦,而学识最好,又喜欢同外界打交道,所以,同学们都称他为“交际官”。他冒着凛冽的寒风,站在甲板止凝视着上海滩,凄楚地盯住那些停靠的外国船只,就象无数只蠕动的蚕儿争食着一片几乎凋敝的桑叶,他的心是多么的沉重啊!他转眼眺望远方,憧憬着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命运,又依恋着生他育他的祖国,他的心随着大海的波澜起伏荡漾。

        “智利号”驶达了越南的西贡港,到处可见法国的警察,在那里张牙舞爪,不远处的摊贩旁边围着不少的人,怒视着正在威逼一位设摊小卖的华侨老太太交税的两名警察正飞起一脚踢翻了老太太的那摊,还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鲁易等愤愤地走上前去去,扶起老太太,替她拾起被掀掉在地上的东西。

        华侨老太太望了望,然后哭诉着:“年轻人,你们也是中国人吧?”
        “是的,我们到法国去留学,路过这里。”鲁易拉着老太太的手,亲切地回答。
        “我们没法活啊!”老太太伤心地说,“做个小买卖以前只交三种税,而今又要交什么人口税,难啦。”
        鲁易诧异地问:“那边两个摊子怎么不交呢?”
        “人家是日本人,可以免交。”老太太怨恨地说:“我们就不行咯!”

        鲁易全明白了,内心感到莫大的耻辱,目睹这种不平等的事,他对即将前往的异国他乡产生了新的疑虑,扭头回到船舱里,满脸愁云直叹气。

        “智利号”在海上航行了35日,在法国的马赛港靠岸了。鲁易一行转乘火车抵达了巴黎,幸有上批勤工俭学的学生迎接他们,来到了留法学生接待站,几天后被安排在蒙过尼公学补习。

        战后的巴黎,经济萧条,许多工厂无法维持而倒闭了,闻名世界的花都却成了乞丐的“王国”。在鲁易的眼里,巴黎同样是一个人吃人的罪恶世界。到哪儿去寻劳动和生活的门呢?有的同学动摇了,想辍学回国。

        鲁易决心要学下去,他常用“游子不忘报国忧”这句话鼓励大家,并劝慰个别动摇者说:“困龙总有上天时,只要我们互助互济,定能克服各种困难。”经过劳工们的帮助,鲁易在克鲁邹一家五金厂找到一份差事,干些搬运、包装铁器的重活,挣得几个钱维持最低的生活。

        当时的法国,出现了各种纷纭繁杂的思想流派,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哪个主义能够挽救中国的命运呢?鲁易经常参加何长工、陈公培等人组织的研讨会,他们觉得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走俄国的路,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才能得到拯救。鲁易在他们的启迪之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初步的信仰。

        孟秋的一天,在三侠孟纱厂做工的赵世琰、蔡和森、李立三等青年,来到鲁易、高风他们劳动的克鲁邹,给他们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喂,巴黎办了一所新大学,叫里昂中法大学,你们知道吗?中国的钱、法国的先生。”“这一大笔钱是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在国内募捐来的。”
        “那好呀,我们到那儿去读书。”鲁易抢着说。
        “不,我们没有资格入校,他们都是派的一些官绅的子弟。”

        赵世琰的话音刚落,鲁易的火性子大发了,他激昂地说:“里大的成立,本吾人奋斗之成果,而招生的办法,实过河拆桥之行为,我们要夺回里大。”

        大家异口同声:“要夺回里大,争回入校权!”他们共推赵世琰、蔡和森为领头人,还举鲁易为谈判代表,然后分头联络去了。

        9月20日下午,100多名勤工俭学生整队出发了,冲进里昴中法大学,占据了校舍,发出入校呼吁。鲁易从从容容地走进校长办公室,自我介绍说:“我叫鲁易,是大家公举的勤工俭学生代表,此来并无他意,惟要求校方给予入校权利。”他同校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据理驳斥,使校长无言以答。

        中国驻法公使陈篆,怎会体谅这些远涉重洋立志救国的平民子弟呢?非但没有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反而以“聚众闹事”的罪名,勾结法警镇压。

        次日凌晨,数以百计的武装警察,如狼似虎地闯进里昂大学抓人,除赵世琰等少数同学越墙脱身之外,蔡和森、陈公培、鲁易等104名留学生通统被捕,关进一所旧军营改设的监狱里了。
    赴法勤工俭学倒成了囚犯。严酷的现实使鲁易摒弃了向西方学习救国之道的幻想。他沉思着:为什么中国人在西贡市谋生遭受欺侮,到法国留学不成反而蹲了监狱呢?他似乎从雾海之中摸到了岸际。面对惨淡的人生,鲁易无所畏惧,指着看守牢房的警察大吼道:“你们法国的自由就是监狱吗?你们西方的文明就是枪棒吗?与其说你们是警察,倒不如说你们是魔鬼!”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发起人之一,陈公培也是支部的成员,他俩对鲁易敢于斗争的勇气十分钦佩,便悄声对鲁易说:通往自由之路只有一条——斗争!全体的斗争。一根木怎能支撑大厦呢?

        鲁易很敬重蔡和森,对他的指教心悦诚服,用什么办法把所有的“囚犯”激怒呢?他冷静地思索着。
        一天夜晚,鲁易在牢房里故意唉声叹气,捶胸顿足,闹得那些听天由命的学生更加心烦。蔡和森和陈公培知道他又出新点子了,也不出面招呼。

        有个同学很不耐烦地责怪鲁易:“哎,你闹什么?到了这个地步还讨不得一个清静!”
        “你们这些人,只知道睡觉。”鲁易干脆吼了起来,“任外国人摆布的,死了也是个怕死鬼。”
        “谁是怕死鬼?你讲呀!”大家轰了起来。
        “刀放在脖子上我也不怕。”一个个摩拳擦掌。

        鲁易的“激将法”凑效了,一句话把牢房里的勤工俭学生激怒了,谁也不甘示弱。第二天上午,他们“百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全体绝食抗议,声言“要向国际社会控诉”。

        法国当局着慌了,惟恐事态扩大,遂与中国公使馆合谋,于10月13日将他们全部押上火车,解往马赛港,勒令他们离开法境。

        鲁易学习西方的悲剧结束了,然而两次出国留学遭受凌辱的情景却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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