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德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第三节

    发布日期:2007-07-09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第三节  实行以太浮山为中心的武装割据

     

    一、发动石门南乡起义

     

    石门县委在领导年关暴动时,早就把注意力放到南乡。南乡地势平缓,辖盘石、花薮、白洋、蒙泉、福田5乡,东接临澧,南连桃源,西毗慈利,境内多为平丘,松茶满山丘,地形复杂,且很隐蔽。东面的太浮山,地接石门、临澧、桃源3县,宜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实行武装割据。

    早在1927年6月间,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中共慈利县委委员袁任远参加了毛泽东在武汉召集的马日事变后湖南到武汉的干部会后,回到慈利活动,因被敌人发觉,转移到石门,任中共石门县委委员。根据中共石门县委的安排,袁任远潜入南乡秘密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为起义作准备。先后成立花薮支部(支书佘策源)、盘石支部(支书文毅夫)、蒙泉支部(支书舒业坦)、白洋湖支部(支书易恒新)、福田支部(支书杨树志)、栗山支部(支书宋鹤鸣)、夹山支部(支书龚受益)、姚家桥支部(支书贺文成)、刘家山支部(支书杨文林,辖慈利广福桥部分党员)。与此同时,在桃(源)、石(门)交界处建立了老棚、会同、云头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00余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使南乡群众活跃起来。通过党员的串联发动,训练区乡游击队员600多人,秘密制造梭镖大刀,待机举行起义。

    1928年2月21日,前往桑植拉队伍的贺龙、周逸群等人,来到石门南乡(现属官渡乡)的两合张海涛(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同贺龙从上海回)家。贺龙得知石门县委委员袁任远正在这里秘密活动,准备武装起义的消息后,计划与中共石门县委联系,在此开展武装斗争,派张海涛的亲戚、共产党员阎于锡到石门县城找县委。但县委机关已迁移,联系不上。阎于锡在石门县城遇到石门中学教员、地下党员宋人杰,宋人杰对他说:“请你拜上王大老板,这里的生意不好做”。阎于锡当天返回,向贺龙汇报情况。贺龙当即召集南乡的陈寿山、周才桂等几名党员开会,要他们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根据地,并以湘西北特委名义,委任张海涛为石门县代理县委书记,令其就地领导武装斗争,约定石门南乡闹起来后,他一定率队支援。3天后,袁任远得到这一消息,加速了武装起义的准备。

    为加快石门南乡起义的步伐,湘西特委又派陈昌厚和郭天民到南乡加强领导。

    这年2月28日,在福田乡夹山龚家湾手工织布工人龚喜生家召开南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花薮、盘石、蒙泉、白洋、福田、姚家桥等党支部书记和湘西特委、石门县委负责人陈昌厚、郭天民、张仲平、袁任远、汪毅夫(化名王平)、佘策源、宋鹤鸣、肖渊泉、杨文林、贺文成、张三烈、张绍栋、刘子普、杨三级、龚受益、贺润植、肖先之、周才桂等。会上,确定南乡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举行武装起义,制定了起义方案和实施行动计划:(1)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最大限度地吸收群众参加到农民协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中来;(2)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以区为单位组织暴动队和游击队,待条件成熟后建立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3)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南乡由县委委员袁任远负总责,下设3个区委:一区辖蒙泉、花薮、白洋湖等地,区委书记陈昌厚。二区在福田乡,区委书记张三烈。三区在二都坪,陈昌厚兼任区委书记;(4)在革命队伍建立起来后,立即选择几处有影响的乡镇举行起义,开创革命根据地,实行武    

     


    ①王大老板:贺龙回桑植时化名王国珍。生意:即联络时暗语。

    装割据。  

    1928年春,石门反动派勾结国民党军阀,镇压石门北乡和中乡的年关暴动,制造石中惨案后,又在各区成立“清乡委员会”,疯狂剿共,派警备队到南乡,捉“暴徒”,罚“暴徒捐”,重点“清乡”。5月初,8名警备队员带着共产党员名单,来到花薮区的寺垭铺集镇准备捉人罚款。南乡党组织得此情况,袁任远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义就从警备队开刀。因时间紧迫,参加起义的仅10余人。刚出发时,中共石门县委书记曾庆轩由北乡赶到,参加了起义。5月5日晚,袁任远、曾庆轩、佘汉初、陈光昭等带着单刀和宣传品从花薮樟木岗出发,半夜赶到寺垭铺,将佘家饭店包围后破门而入,8名警备队士兵被砍倒,7人当即死亡,1人带伤逃跑中被追杀身亡。接着,将准备好的宣传警备队罪状的标语张贴在街上。寺垭铺起义,树起了南乡武装起义的旗帜。

    寺垭铺起义的第二天,南乡党组织开会总结此次起义的经验,分析形势,讨论今后斗争的对策,估计敌人不会就此汲取教训,会派反动团防打击党领导的游击队,决定摧毁南乡夏家巷(即蒙泉)反革命机关和军事势力。

    夏家巷地处南乡中部,三面环山,一面平地,一条乡道直通白洋湖,一条山溪绕镇。镇上有商贾店铺200余家,是南乡政治经济中心。镇上设有反动派的挨户团、南乡清乡委员会,白洋湖、福田、蒙泉的团防局都驻扎在此。南乡清乡委员会主任舒集吾、挨户团总宋岑楼盘踞夏家巷,时常欺压百姓,夺地刮财。寺垭铺暴动后,舒集吾、宋岑楼合谋清剿工农游击队。南乡党组织决定在总起义时,先拔掉这颗钉子,消灭团防队、警备队和税吏粮差,为总起义扫除身边障碍。县委书记曾庆轩亲自指挥夏家巷战斗,派交通员通知各区游击队配合行动。5月15日黄昏,游击队员在舒筱帆屋场集合,陈光昭、傅砥如、蔡孔跃、舒巨帆、佘修文、陈绍清、杨树志、易子新、梅子惠、蔡来巨、舒筱帆、陈家归、陈传之等纷纷赶到,杨三级带领刘家山党支部的10多名游击队员配合,共约70多人。人人袖缠白布,作为互相辨认的标记。他们从粟家坪的晏家棚出发,分两路摸入夏家巷,将杜家饭店包围。一部分人埋伏在饭店后门,断敌后路;一部分由陈绍清、陈家归、陈传之走正门进,砍倒哨兵,喊开大门,砍死举刀抵抗的饭店老板杜云助,打死恶霸阎谷生,砍死蒙泉乡团总梅春圃、清乡委员陈海秋,杀死两个警备队员和两个团兵,缴获4支步枪和一支短枪。    

    夏家巷暴动的声势,震惊了石门南乡和常、桃、石、慈、临等县的反动派,鼓舞了革命群众。福田、白洋湖、盘石等区也相继爆发农民起义,捕杀地主恶霸,惩治贪官污吏。福田游击队先后杀死土劣宋竹溪、喻跃峰,反动税吏汪子厚。慈利广福桥游击队负责人张学阶、张桂权等组织50多人的暗杀队,在官渡桥杜家湾,暗杀了鱼肉乡民的杜秩书等5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挑了他们的粮食。一时,南乡大地席卷农民起义浪潮,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闻风丧胆,不是被杀掉,就是潜逃出境。

     

    二、建立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

     

    南乡起义之初参与人数不多,多靠长矛大刀对敌,也没有严密的军事组织。起义成员都是农民和少数知识分子,不懂军事、不懂战术,有的枪也不会使用。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急需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1928年5月中旬,中共石门县委和南乡党组织决定,以花薮区、蒙泉区的游击武装为基础,在花薮的樟木岗成立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共50多人,10多支枪。佘汉初任司令,袁任远任党代表(后袁专事党务、地方工作,由陈昌厚继任党代表),下设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蔡凤鸣(曾在旧军队当过兵,懂军事,由他负责军事教育);第二中队队长陈光昭。指挥机关原在樟木岗,后移至易守难攻的陈家桥。同时,福田、白洋湖、盘石、花薮、蒙泉各区也建立了游击中队。桃源的老棚、会同、云头山3个党支部也各组织了1支农民游击队,由第四支队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组建后,加强了军事训练,并由铁匠周满堂日夜打造大刀、短刀、长矛,武装军队。

    在加紧训练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的同时,中共湘西特委、石门县委和南乡党组织采取措施,壮大武装队伍。首先区别对待各区、乡团防队。蒙泉、白洋湖、福田3支区团防队,各有长短枪10余支;花薮区20多支。盘石区侯宗汉有枪50多支,且盘踞太浮山,势力最大。寺垭铺暴动时,侯宗汉曾秘密与游击队往来,表示中立。第四支队成立后,积极争取侯宗汉。福田乡地主陈国衡有10多条枪,二区区委成立后曾派人做陈的工作,叫他加入革命军,陈国衡未置可否。区委又派支队战士陈坤山、周才松、向松山、周益志、王约之以老百姓身份陆续“投军”陈部。在夏家巷战斗中漏网的舒集吾也垂涎这股武装,派娄鹤青、喻跃峰打入陈部当了班长,企图伺机拖走枪支。陈国衡与娄、喻常有摩擦,后喻跃峰被游击队打死。1928年5月的一天,娄鹤青离队上县,陈坤山假传福田乡乡长书信,邀陈国衡赴乡公所竞选乡长,陈国衡依信办事。当陈国衡的队伍行至排兵垭时,福田区游击中队内应外合,缴了这股武装的枪,陈国衡与一些部下参加了革命军。花薮团防队枪支较多且坚持反共,第四支队决定将其歼灭。通过侦察,发现他们躲在花薮后山下。一天黑夜,第四支队冒雨奔袭,缴枪8支,给予重创。各区团防士兵,多数是本地贫农和游民,不少人是被迫加入团防的。南乡党组织和第四支队,除采取军事行动惩其首恶外,还发动他们的家属向他们宣传革命军政策,鼓励他们拖枪反正加入革命军。对拖枪给革命军的,每人奖二三十元,去留自愿。反正一个,影响一群,人心倾向革命军,拖枪人员日益增多,敌人的力量日渐削弱,各区团防军基本上被瓦解。

    5月底,贵州军阀李鑫部第四十三军在湖南受到本省军阀排斥,分几路向贵州撤退。其中一路经石门南乡前往慈利、大庸。南乡党组织立即布置沿途群众,乘敌人宿营的机会,鼓动他们的士兵逃跑,从而收买枪弹。有的游击队尾随敌后,收缴落伍士兵的武器,共得枪20多支。此外,还派人赴桃源,收买民间散枪10多支。

    这时,侯宗汉见党领导的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实力加强,南乡根据地军事力量日渐雄厚,派人和第四支队接洽,表示愿意参加第四支队,党组织将侯部编为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第二路,侯为指挥。同时,中共湘西特委调来原在常德境内活动的老冯(化名)负责的一支游击队,10多支长短枪,编入第二路,任老冯为第二路党代表。原佘汉初领导的革命军为第一路,佘为指挥,陈昌厚为党代表。不久,慈利广福桥游击队也隶属第四支队,编为第三路大队,大队长张学阶,下辖4个中队。这样,第四支队共有一、二、三路游击队,统辖9个中队,900多人,600多条枪。

     

    三、反“围剿”斗争

     

    南乡起义后不到3个月,革命队伍不断壮大,游击地盘不断扩大,形成了以太浮山为中心,东抵临澧县的佘市桥,西至桃源县的界溪河、慈利县的老棚、五雷山,北接石门城南10公里的会垭山,南到常德县的盘塘桥(现划归桃源),纵横100多公里的武装割据局面。    

    以太浮山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局面的出现,省垣为之震惊,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在地图上把太浮山划上红圈,标为“清剿”重点。省清乡委员会见各县团防队与革命军作战不力,除调杂牌军朱华生部外,又增派新编第四军陈嘉佑3个团来“围剿”。反动军队与各县团防队配合,分为数路,同时进驻南乡,南乡一些重要集镇如夏家巷、白洋湖、潘家铺、望仙树、佘市桥,均被敌军  

     


    ①见1958版《星火燎原》640页;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训令7288号

    占领,一些交通要道和重要村庄,也被敌军驻防。敌人采用分割包围战术,将南乡分割成许多小块,清剿南乡根据地。  

    5月底,南乡党组织分析敌情后,决定由革命军先打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朱华生。朱部驻扎在潘家铺(现盘石乡),约有五六百人枪,企图向第四支队进犯。朱部原系两股土匪,虽编为一个团,彼此猜疑。在潘家铺时,一股住上街,一股住下街。革命军一部趁黑夜埋伏在街外要道上,一部摸到他们驻地中间,向两边猛烈打枪。匪军发生误会,都以为是对方在进攻,便大打起来。一阵激战后,下街一股向桃源方向撤走。革命军突然袭击,匪军大乱,

    缴敌枪10余支,夺得一些物资。第二天朱部全部撤走,游击队占领了潘家铺。同时,张学阶率领的直属第四支队的第三游击大队,向广福桥发起了3次进攻,重创了朱文甫的团防队,杀死李子义等10多个土豪劣绅。

    5月下旬,敌陈嘉佑部苏子三营300多人,由石门县团防队长上官肇包带队,悄悄进驻夏家巷,企图围剿第四支队。第四支队避其锋芒,潜伏农村,伺机袭击。为稳准狠给敌以重创,3次派人进镇侦察,得知敌军一部驻团防局,门哨森严,一部驻下街头,防卫松散。决定四面埋伏,穿插捣敌。由蔡凤鸣率一中队主力埋伏在观国山南麓堵击逃敌,派一中队小部兵力埋伏在夏家巷1公里外的西北牛角垱两边山上,插上红旗,放出烟火,作疑兵之计。另由分队长杨三级带领刘家山游击分队隐蔽在街后的花山岗,箝制敌人火力。由区中队长肖渊泉和指导员刘子普与二中队陈坤山、陈寿山、周敬哲、周超凡带分队担任主攻。同时,组织百多群众携带武器协助作战。6月4日,适逢夏家巷场期。各队化装进入战斗部位,肖渊泉队长一行扮作赶集百姓混入闹市,来到团防局门前,见局内正大摆筵席,闹成一团,门口哨兵懈怠,而苏子三营大部分士兵正在河里洗澡。他拔出短枪撩倒一个哨兵,周超凡、陈坤山等用单刀砍翻一个哨兵,顿时满街大乱。正在饮酒作乐的上官肇包、舒集吾一伙从后面逃走。敌人退到花山岗时,闯进第四支队伏击圈内,第四支队居高临下,用土炮、排子枪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敌窜至牛角垱,见山上红旗招展,烟雾迷漫,疑为伏兵,仓惶后逃。肖渊泉率队乘势截击,敌人溃不成军。此时,刘子普出现在下街,敌人以为是老百姓,搜身捞财,刘子普手起枪响,打死一匪兵,敌匪见状拔腿就跑。敌人向观国山南麓奔逃,遇蔡凤鸣埋伏在此,一声号响,游击队和武装群众从四面杀上镇来,上官肇包和苏子三营不知虚实,逃向尖刀嘴。此战毙敌10多人,革命军无一伤亡。  

    第四支队反围剿的节节胜利,更加震惊了反动派。7月,湖南省清乡督办署将石门南乡列为湘西清剿重点,调教导师李云杰全部、成光耀师第二团、第四十五师李韫珩一部约5000余人,会合常、桃、临、石、慈等县被打散的团防武装数千人,大举“清剿”南乡,在南乡根据地十里一营,五里一连,处处设据点,分割包围根据地,而且包围圈越缩越小。第四支队原本人数不多,不能集中力量歼敌,又被迫在白天作战,异常不利,减员渐多。

    7月5日,成光耀师派第二团一、三两营由挑头岗进击。第四支队大部分向石门观国山撤退,一部分被打散。在浮海坪5名战士牺牲。14日敌又以主力向观国山攻击。第四支队二路部队转移到五雷山。此时,慈利杂牌军周朝武部亦派队进攻,二路军又转战夏家巷一带,遭郑侨营分途攻击,二路第四十三小队队长舒业时、交通员田玉和、组织委员舒海平等殉难。

    第四支队第三大队在张学阶的率领下,在慈利狮岩坪、亮师、八方碾、刘家山、井岗、太平塌、八里坡、广福桥、唐沙坪、桃子溪等地,杀暴安民,箝制敌人。并常和第四支队一路指挥部、二区中队协同作战,抗击敌兵。7月17日,慈利团防张登之、朱际凯(朱疤子),桃源团防佘谦吾、石门团防舒集吾等纠集500匪众,窜至刘家山,将张学阶、张古成、杨文林等12户住房付之一炬,抢走耕牛50多头。正当敌匪回师之际,在董家垱遭到第三大队截击,战士兰世泉3处负伤,从3丈高崖上跳下,砍死3名敌人,敌人落荒而逃。    

    7月上旬,陈嘉佑派一个团,联合一些团防武装,约1000人又来围剿根据地。第四支队白天隐蔽乡间,黑夜游击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弄得敌人摸不到虚实。见敌困窘,约集一、二区主力和武装农民800余人,黑夜分途出击,把敌人截成几股,敌人人地生疏,吃了几次败仗,只得退回临澧殷家桥。

    7月15日,白洋湖区团总田超群,纠合临澧县团防队长汪跃庭、朱南康带领百余官兵,裹胁近千农民,从佘市桥出发,前来扫荡周思庵,“围剿”崇秀寺(现官渡桥乡西周村)根据地,南乡二区党委一面调集游击队,一面发动武装农民1500余人,由贺文成、朱子注、贺洪范、胡会成、李敬亭指挥。为便于指挥,买来4匹白土布,给每个参战游击队员和农民右臂上缠上白布条。游击队兵分3路:周敬哲指挥梭镖队,迂回周思庵南1公里路外的会窝,埋伏在山林中,迎杀溃兵;朱子注、贺洪范率领鸟枪、棕树炮队人马,从周思庵北面集镇正面攻击;贺文臣带领短刀队,乔装打扮混入镇内,伺机进行肉博。次日上午,各县团防队陆续进入周思庵镇,游击队朱子注一声号响,贺洪范指挥部队连发数炮,纷纷落入匪军中,接着,游击队鸟枪队、梭镖队直冲镇中,众团防匪兵不知虚实,又无准备,四下乱窜,边打枪边逃命。藏在镇内的短刀队对着开跑团防兵乱砍,缴械夺枪。恶霸陈益堂当场被游击队员砍死。团防溃兵向会窝方向奔逃,又被梭镖队冲杀挑刺。此次战斗共消灭敌人30多人。游击队员钟善池牺牲。

    在二区游击中队迎击石门、临澧团防队的同时,7月15日下午,石门县团防队长上官肇包又带着几十名枪兵越过会垭山,进犯二区委驻地。区委书记张三烈、区中队长肖渊泉立即率领近百名游击队员和群众迎击,敌人逃向县城。肖渊泉在追敌时中弹牺牲。

    7月19日,李韫珩师派第一营纠合临澧教导师第三团一部,攻击太浮山湘西特委赤卫队,徐才益率数百人、百多支枪转移到观国山,与侯宗汉二路革命军汇合。此时,侯宗汉见形势对革命军极为不利,逐起歹心。7月下旬,二路游击到太浮山,侯宗汉暗派二中队长侯怀户、小队长陈奎将党代表老冯枪杀在红岩壁。与老冯部驻在一起的老胡部队不知何故,乱放一阵枪,胡队长将本队人马拉向毛里湖,冯部20多人逃出,撤至陈家桥,加入一路革命军反围剿战斗。侯宗汉遂占山为寇,太浮山根据地陷入敌手。

    7月22日,敌团防张登之、舒集吾、佘谦吾率兵分两路,企图将广福桥一带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一网打尽,由舒、佘出面令每户派一人到广福桥“游团”。张学阶识破敌人诡计,立即派人到蒙泉陈家桥请来援兵,并组织第三大队埋伏下来,伺机擒敌。“游团”尚未开始,就被500多名游击队员和武装群众冲散。张登之带领的匪兵,焚烧太平塌第三大队粮仓,正待下山,遭第三大队伏击,狼狈而逃。

    敌人步步为营的频繁围剿,使南乡革命根据地地盘缩小,力量单薄。7月25日,敌人集中力量进攻蒙泉陈家桥根据地。当时,第四支队只剩下两个中队六七十人,加上有武装的农民群众约300人,又被敌人分割包围,虽几次突围,杀伤不少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伤亡惨重,陈家桥失守。二中队只剩下20多人枪,便化整为零,分成几组躲进深山。袁任远、佘汉初、佘修文、张光昭、舒筱帆、蔡凤鸣等,顺袁家岗往白洋湖的保林桥一带突围,刚到长岭岗,被敌发觉,舒筱帆、蔡凤鸣等牺牲。袁任远、佘汉初和陈光昭在群众掩护下分头突出包围圈。另一支由陈太阶、周才桂、周满堂带领的23人17条枪突围后,转移到唐家山,在慈利亮狮村唐桂云家开会商量对策,挖出埋在那里的6条枪,当晚通过夹板峪(今官渡乡)哨卡,夜宿山顶,于第二天再次闯过哨卡,遇地方团防,双方交火,陈太阶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周思庵。为减少目标,保存力量,游击队分成三五人一组化装成商人,从不同方向向津市、安乡转移。

    陈家桥失守后,石门县县长任焕林,于7月30日亲率团防队长上官肇包的清乡队围剿周家峪。周家峪游击队和武装群众百余人,激战两小时,将敌人赶下会垭山。游击队牺牲20多人,丢枪4支,才往后撤。二区中队指导员刘子普和共产党员李临川等人在战斗中被捕。同时,被敌搜挖出“子弹数十排,并名册、布告、宣传底稿数件”。当天,共产党员、革命军战士向松山、宋日新被捕入狱。

    1928年8月上旬,国民党教导师李云杰部曹团偕同朱际凯、舒集吾、佘谦吾团防围攻慈利亮狮、八方碾,围攻游击第三大队,第三大队游击人员已分散活动,队长张学阶染病躲在深山治疗。因警卫张金元叛变,张学阶及其父张诒彦遇难。

    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在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南乡革命根据地实施杀人、烧屋、掳枪、罚款等报复行动。据统计,石门南乡的5个乡在半个月内,被烧毁200多户约2000多间房屋;被杀死共产党员、游击队战士、革命群众近千人,其中被杀绝的近30户。尤为惨痛的是,不少党的干部和工农革命军的负责人惨遭杀害,起义骨干周才松、陈光昭、傅砥如、易恒新、张洁斋、袁尔玉、谢一清等,被敌人采取砍头断肢、剖腹挖肝、倒插水中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处死。但是尽管敌人手段残忍,并没有吓倒革命者,从南乡突围出来的袁任远、曾庆轩、郭天民、陈昌厚、张三烈等又转战到其他地方,开展革命斗争。    

    南乡的武装割据,尽管只存在3个月,但在中共湘西特委、中共石门县委和南乡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恢复和新建了21个农民协会。这些农民协会组织不仅打土豪、分浮财,还以村庄、屋场组织赤卫队,配合游击队袭击敌人,动员青年参加游击队。党领导的南乡起义,不仅牵制了敌人对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围剿,也声援了湖南全省的革命斗争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历时3个月的石门南乡起义和武装割据的失败,其教训是深刻的。除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外,党组织在领导这场起义中,有准备不足和指挥不当等主观原因。如在危急关头,没有指挥革命军转移到外线作战,摆脱敌人,而是固守在南乡作战,吸引敌人从四面包围,被动挨打。同时,没有将各游击队适时集中,形成革命军主力,避实就虚地各个歼灭敌人,而是采取分头游击,四处奔袭敌人的作战方法,使本来力量脆弱、军事素质不高的革命军去碰国民党的正规军,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对收编的侯宗汉过于信任,监督不力,造成侯宗汉乘机叛变,使革命军内外受敌,最后导致革命军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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