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德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第三节

    发布日期:2007-07-09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第三节  党组织遭到破坏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党组织遭到破坏

     

    在常德的敬日事变和各县的类似事变中,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事业损失惨重。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员有的被迫离散,有的被枪杀。常德敬日事变的当天,地委书记廖如愿,从地委所在地孙祖庙出走西郊乡村。地委民运部长许和钧,是常德地委的公开代表,难以在本地立足,他从烈士祠湘西工农干部训练所翻墙脱逃后,避走杭州、上海,而后出国,在新加坡侨住数年。地委工运部长兼县总工会委员长颜南山,辗转回到老家安源。地委委员兼常德县农协会委员长张俊,从县农协会撤退后,准备向农村转移,行至兴街口被敌兵发现,当即死于枪下。地委组织部长张盛荣,同妻子隐蔽在三板桥的一间破房子里。这里是烟花之地,敌人素知共产党员不去这些地方,一直未严密搜查,幸免于难。地委委员陈昌厚和共产党员、常德县特别法庭审判长刘泽远被迫转入农村。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中,有安乡县委书记陶季玉和桃源县特支书记吴宪猷先后被杀害。未被杀害的,或转入农村隐蔽,或避走他乡,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以及支持革命的国民党地方组织也是敌人重点打击的目标,并残酷屠杀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共产党员、常德县商民协会委员长贺凤章、烟业工会委员长鄢亿成、袜业工会委员长胡梅初等,都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常务委员(左派)陈人金,被敌人追杀于长沙。县农民协会9名执行委员,有4名被杀害。敌人在城里大肆屠杀、破坏后,又把枪口对准农村,摧毁区、乡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12个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中,有5名被杀害,12名副委员长中有6名牺牲。

    当时常德各县城乡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无法统计。常德县有史料记载:“县农协及各协会执行委员及农民被杀二百余人。事变时死伤革命民众六百多人。”汉寿县在敬日事变后的1个多月,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工农会骨干40多人。澧县渡口区,有中共渡口支部委员、国民党区党部监委刘仲宣和共产党员、区农协会委员雷国衡以及农协会员40多人,死于安乡县团防和渡口区挨户团之手。安乡县在马日事变后的几天内,共有33人惨遭杀害,其中共产党员6人。临澧县挨户团制造了“沔泗洼惨案”,以“共党”罪名捕杀10多名无辜群众。

    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常德县总工会教育部长滕代胜负伤被捕后,警察局长朱兴曙审问他:“共产党头子躲在哪里?”他怒目而视,一言不发,且冷不防扑向案桌,抓起砚台朝朱打去,被朱的喽罗们拦住,朱令左右对他施以酷刑,他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敌人无奈,把他抬到太平巷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常德市党部常务委员、省二中学校长胡佐武被捕后,忍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服,敌人把他拖到东门外的沙河斩首,因气管未断,在万分痛苦之中双手抠地一尺深,最后横眉怒目而死。敌人把县商民协会委员长贺凤章押到县城下南门街心,他昂首挺胸,怒目而视,被砍死示众。城里事变时,周士区农协副委员长周国栋,正在各乡农协会指导工作。事变后的第二天,周国栋被劣绅黄禄生等抓住,把他捆绑起来掷于河中,活活淹死。安乡县第二区长寿乡农民协会自卫

     


    ①1927年6月22日《向导报》,1980年10月《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1981年1月《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集196—201页。    

    军队员高石近,被反动派杀害在大土豪吴禹臣坟前。大土豪樊炳礼把安康西团农协纠察队长熊绍武杀害后,还把他的心挖出来吃。反动派为杀害县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第一区保堤庙女界联合会会长王泽兰,把她的父亲王子和、弟弟王泽全抓住,逼父子俩交出王泽兰,否则,就要抵“罪”。已隐蔽下来的王泽兰知道后,怕连累家人,挺身而出。反动派对她百般凌辱,她从不低头。临刑前,刽子手扒光她的上衣,五花大绑,押到县城游街示众。她昂着头,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等口号,全城老幼,无不感动,无不悲痛。桃源县反动派抓到第八区(今漆河一带)国民党区党部常务主任、区农协负责人鲁世禹后,被农协镇压了的土豪李菊初的老婆,用剪刀一块块地剪他的肉,后又被剖腹挖心。道山头乡(今观音寺镇)团总抓到县总工会副委员长敬仲良后,先用酷刑折磨,敬仲良宁死不屈,最后被钉在门板上,用乱刀砍死。慈利县杉木桥区农协委员长吴远汉被捕后,受尽酷刑,就义时,他高呼“我人虽死,但革命精神不死。农友们,一定要革命到底!”女共产党员、县农协会妇女部长杨文灏就义前,敌人对她说:“你们还有什么人,说出来可以免死。”她坚定地说:“就是我一个,要杀便杀,杀了杨文灏,报仇自有人!”。

     

    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常德各县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在敬日事变等反革命事变的血腥大屠杀中,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损失惨重,教训深刻。

    事实充分说明,常德各地的工农运动,同全省各地一样,空前迅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动摇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制度,扫荡了几千年的封建恶习。真是“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同时,也不可否认,革命力量还处在成长的初期,封建军阀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相对而言,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占绝对优势,应变能力也很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扑,革命运动难免失败。

    但是,从主观上讲,革命的领导者如果早有充分的应变思想准备和应变的得力措施,反动派不会那么容易得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后期的革命进程就可大大加快。  

    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分散的小股的反动势力的进攻,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有所警惕,处理也及时、有力,但没想到集中的大规模的反革命进攻,会突然到来,有的还陶醉在工农运动的高潮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负责人也没有想到本地会出现类似的反革命事件。长沙马日事变后,常德与长沙的邮电、轮船中断,没有引起中共常德地委的注意。到常德发生敬日事变时,地委无人察觉,地委书记廖如愿和委员许和钧、张盛荣、陈昌厚、张俊等都在城里分头做平常的工作,面临反动军警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才开始逃避,根本谈不上组织干部群众应变。

    安乡、临澧、桃源、石门县的党组织,也是如此,事发前一无所知,事发时不知所措。中共安乡县委书记陶季玉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骗遇难。中共临澧特支负责人,见到熊震派到临澧的官兵,不知是怎么回事,当晚还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设宴招待排以上军官。次日凌晨,只有个别特支成员偶然发现军队的形迹可疑,才紧急通知部分干部转移。中共桃源特支书记、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吴宪猷,在叛军袭击时,首先被杀害。中共石门县委在事发前,5名县委成员仅两名在县城,事发时,许多党员干部还没来得及还手就被杀害。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汉寿、澧县、慈利县的党组织,虽然在事发前夕,召开了应变会议,但都是临时采取转移、隐蔽等措施,显得很被动。中共慈利县委书记邹文辉虽然及时召开县城党员会议,但还以为只是县农会与驻军有矛盾,决定派人到上级请示解决办法,没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

    没有及早组建正规军。常德各地的党组织,虽然陆续得到了一些枪支,武装工、农群众,但没有组建正式的军队,没有对持枪工农武装进行集中的、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不强。中共常德地委虽有3次组军行动,但均未成功。同时,对原有的团防、挨户团、民团、警察等地方武装,没有彻底摧毁,或没有彻底改造。有的团防虽然改编为挨户团,但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有的团防并没有改编,只是团防局长口头表示拥护革命,团防局仍然由局长说了算。他们本来反对革命,一有风吹草动,就原形毕露。常德最早诱杀县委书记的,就是安乡县曾经表示革命的团防队长张玉龙。临澧县赵伯履,1919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加入了反动的中国青年党。1925年秋回国。第二年,他得到豪绅蒋观海等人荐举,爬上了县挨户团副主任的宝座。他上任之日,正是农民运动兴起之时。他披着“革命”的外衣,暗中接受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段慎修的指挥,策划与石门青年党魁周道联合,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建立青年党的“游击根据地”。1927年4月,国民党临澧县党部决定将挨户团改编为县农民协会掌握的农民自卫军,他当面满口应承,却暗中策动士兵哗变,致使改编未成。5月24日,他与熊震派来的叛军配合,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澧县挨户团主任马复初、县联合团总局局长黄复胜,与其他反动人物,迅速组成“澧县除暴安良委员会”,大肆“铲共除暴”。渡口区团防队长袁国政,原来与区农协会常拉关系,区农协把他作为争取的对象,毫无戒备。政变后,他成了屠杀农民群众的急先锋。

    没有牢牢掌握县政权。工农运动兴起后,区、乡政权被砸烂,“一切权力归农会”,区、乡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一时难以形成气候。但是,县政府县长都是省政府委任的,除石门县早期有一个彭石渠公开对抗农运被省里解除职务外,其余县长(包括石门后来的县长)大多投机革命。各县的警察司法机关,基本上没有触动,手中有反动武装。这些人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恨之入骨。在革命高潮中,他们按兵不动。到反革命事变时,除澧县县长出走外,多数县长和公安局长、警察局长都纷纷出动,大开杀戒。安乡县诱杀县委书记,就是反动县长易凤祺一手策划的。常德的敬日事变,就是县警察局长朱兴曙配合熊震叛军搞起来的。石门县长刘夷,曾经信誓旦旦,要同革命的工农兄弟站在一起。敬日事变后的第3天,他就带领军警团匪杀害工农革命群众。

    没有及时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的倾向。有些地方打击面过宽,打击的方法欠妥。在重点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逆军土匪的同时,打击了一些不必打击的小地主、小职员。有些抽大烟的农民和烟花场所的妓女,也遭到了打击。对不该严惩的人,动不动就要他戴高帽游乡。这些都是一种“左”的表现,使得国民党右派有文章可作,加速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这些惨痛教训,是无数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对幸存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是一副清醒剂。他们面对持续不断的反革命血腥大屠杀,面对革命高潮被打下去的惨景,面对投机革命者的丑恶嘴脸,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头脑更加清醒。在失去了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或分散转移,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或紧握手中的枪杆,开展游击战争。敬日事变后,中共常德地委书记廖如愿,在常德城郊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家乡安化,秘密组建中共益阳特委,领导益阳、安化人民开展地下斗争。地委委员陈昌厚和共产党员、常德县特别法庭审判长刘泽远等,分别转移到常德农村,组织武装暴动。中共澧县部委书记杨杰卿转移到大堰垱时,大堰垱支部书记谭振湘和支部骨干游玉圃因被通缉,潜伏他乡,部分党员自首,杨杰卿帮助支部清洗了内部的不坚定分子,指派张谦继任支部书记,开展地下革命活动。5月26日,汉寿县工农自卫军在詹乐贫领导下,与叛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激战后,分两路撤出县城,到离城30多公里的金牛山会师。5月底,县委在金牛山召开会议,动员部分党员、骨干,转入地下斗争,工农自卫军主力根据省委的指示,向宁乡、长沙方向进军,配合各地农军围攻长沙。6月初,詹乐贫、罗承阀等率领工农自卫军300余人,到益阳水满冲与益阳农军汇合,组成益汉工农自卫军。益阳县农协委员长余璜任司令,中共益阳县委书记袁铸人和詹乐贫任政治部正、副部长。这支队伍在益阳大桥镇、鳊鱼山、黄藤桥、兰溪等地袭击敌人团防局,夺得大批枪支弹药,使敌人闻风丧胆。中共湖南省委当即派省农民自卫军总队长武文元来加强领导,自卫军士气倍增。经过转战,到宁乡边境,听说省委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自卫军准备在资水流域建立游击区。7月,国民党反动派从长沙和常德调兵两面夹击,益汉工农自卫军被迫撤离益阳。余璜率益阳农军进军华容,转战鄂西。詹乐贫将汉寿工农自卫军化整为零:一部分前往长沙找地下党员袁仲贤(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设立的招募处参军;一部分疏散隐蔽,党员分头找党组织。詹乐贫参加中共益阳特委,负责组织宣传工作。陈刚投入叶挺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毛碧云、熊琼仙、李年华等转移到南(县)华(容)安(乡)一带,毛觉民到长沙与省委接上关系,被任命为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组织部长。反革命事变后,中共慈利县委委员袁任远、黎夏卿潜往武汉。6月下旬,袁任远同湖南被迫到武汉的同志,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号召大家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上旬,袁任远同黎夏卿秘密回到慈利,开展地下工作。不久,袁任远同中共石门县委一起,领导了石门南乡起义。


    ①《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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