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德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第五编 第十三章 第一节

    发布日期:2007-07-09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第  五  编

    中共常德地方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 十三 章

    恢复发展党组织  开展统战策反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中国国民党妄图维护、巩固、强化独裁统治。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进行着激烈的斗争。饱受日军侵略之灾的常德地区,在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及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导下,根据抗战胜利后常德的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大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争取常德的解放而斗争。

     

    第一节  恢复发展党组织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政治经济状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惨遭日军蹂躏的常德人民,迫切渴望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然而,当时的常德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他们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拼命发展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社会一片混乱,形势非常严峻。

    特务组织遍布城乡,反共宣传甚嚣尘上,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仅常德城内,就有蔡筱庵为首的“中统”,陈拔萃为首的“军统”和“交警”、“军警稽查处”、宪兵团等有牌号的特务组织20多种;各县和中等以上学校、总工会、报社都有“中统”特务组织。1947年,还在各乡保、机关、学校、团体、行会中,成立由特务操纵的所谓防奸小组,可谓特务组织林立。这些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大量收集情报,进行反共宣传,杀害共产党员,破坏革命活动。他们为控制进步舆论宣传,将当时的《常德民报》、《新中日报》、《朗江晚报》等报社负责人,一律换成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使这些报纸为其反动宣传服务。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后,常德中统特务头子杨秀杰不顾事实真相,大肆诬蔑“中共公然拒绝和谈”,操纵一些社会团体和文化界,散布中国共产党危害和平的种种谣言,鼓吹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共谋建国”。1948年7月,国民党常德县党部书记长李峻,秉承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部的旨意,下令县城各中学在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还乡工作队”,搞“绥靖”宣传,欺骗群众。同时,他们秘密绑架和暗杀共产党员,破坏革命活动。1946年6月,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和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互相勾结,暗杀汉口《大刚报》驻常德办事处涂天杰等6名中共地下党员,并将尸首分装在6个麻袋里沉入沅江江底,企图消尸灭迹。后来,装尸麻袋在东门外皇经阁体仁堂下的回水湾里浮起,顿时轰动常德。1946年8月,常德中统特务头子蔡筱庵,发现常德县陈家咀(今属安乡县)一带有共产党活动,便亲自出马,秘密绑架中共湘鄂边区特委书记徐少保、共产党员夏梦蝶、交通员王老黑,于9月22日夜,将这3名地下党员勒死后,沉尸于河中。

    国民党特务不断制造白色恐怖,中共党员难于开展革命工作。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桃源籍人王其梅回湘西长期潜伏。王回桃源后,因反动派防范甚严,难以安身,5月便离开桃源。1948年夏,具有进步思想的英语教员沈克家,从临澧县来到常德省立四中(今常德市一中)任教,立即被该校中统特务杨秀杰严密监视,并不断将沈克家组织学生周治辅、雷恭政等多人阅读进步书刊的情况,向县党部和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部密告,不到一年,国民党特务即准备对沈克家下毒手,幸被沈克家察觉,立即潜逃,才免遭其害。  

    社会的混乱,造成经济的崩溃。常德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灾区。战后国民党反动派为发动内战,对人民横征暴敛,加之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常德的经济处于大崩溃、大萧条的状态。

    抗战烽火熄灭后,常德的经济曾一度复苏,到1945年11月,常德城内商店恢复到1068家,1946年增至2028家。1947年,桃源县商店也达2366家,其他各县均有程度不同的恢复。然而,好景不长。1947年,大量美国货物凭借“救灾物资”的掩护涌进常德。美国塑料牙刷独霸常德市场,使常德牙刷工人全部失业。过去,常德梳子曾盛销湘西一带,一个梳篦工人的收入,可勉强维持3口人的生活,自美国塑料梳子打入常德市场后,常德制梳工人纷纷失业。美国的塑料皮包、裤带在常德的风行,又挤垮常德的制革业,较大的朱万兴制革厂被迫关门,用机器生产的金陵制革厂也奄奄一息。特别是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烽火燃起,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194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无限发行“金圆券”,常德地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金圆券如同废纸,商民拒用。1948年10月,常德城发生抢购风潮,抢购者把商店围得水泄不通。市面十店九空,货物奇缺。政府被迫对部分商品实行限购。随着抢购风在全区蔓延,官绅匪霸乘机勒索。1949年,常德绥靖公署就向市民勒索应变费1.3万银元。

    在此期间,常德各县连遭自然灾害,灾情严重,饥荒遍及全区。面对严重灾情,常德的国民党政府也成立一些抗灾机构,如“救灾会”、“难民服务队”、“急赈工作队”等,但他们只是图救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1946年6月上旬,湖南救济分署常德储运站的“救济”人员,一次就窃走面粉11吨,运往沅陵出售。1948年五六月,常德地区遭洪水袭击,全区溃垸81个,死亡8360人,溃渍淹田195.6万亩,淹没房屋11860栋,大批灾民流离失所。1949年,水旱灾害并发,受灾农田300余万亩,粮食减产16.76万吨。农村受灾,城市工业衰败,常德城130家织布业,开工的仅30户,94家针织业,开工的不及半数,急待救济的失业工人、贫民及家属达8300余人。

    日本帝国主义的空前浩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掠夺,是常德人民受灾受难的根本原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阶级斗争更加激烈,迫使人民强烈要求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彻底得到解放。

     

    二、魏泽颖在津市发展党组织

     

    1946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书记周里,奉命到湖北大悟县宣化店,向中共中央中原局汇报工作。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向周里介绍当前形势,指示湖南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注重党员质量,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党组织要隐蔽,不要暴露。省工委根据这一指示,在湖南各地恢复发展党组织。1947年4月,周里派中共党员魏泽颖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村部棉产改进处滨湖指导所技佐的身份到津市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魏泽颖到津市后,找到他在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校友、湖南省立津市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津市农校)校长易劲之,谋任农校教员。在任教中,结识了思想进步的农校教员谭徽岗、代课教师左承统,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于10月下旬发展他们入党。嗣后,魏泽颖又吸收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家的周铁泗入党。11月上中旬,省工委指示魏泽颖建立中共津市支部,任支部书记,隶属省工委。

    1947年底,魏泽颖和共产党员周铁泗,对津市新华工厂名称中的“新华”二字、该厂生产的轧花机上的星球商标(“红五星覆盖着地球”)产生了兴趣,便对该厂进行考察,并与该厂厂长李群交友。不久得知:该厂的前身,原是浙江省部分工人创办的铁工厂。1939年,中共浙江省委在铁工厂建立党总支,

    ①见《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611页。

    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险恶,铁工厂党总支指示一部分党员转移,一厂党支部书记李群,于1942年4月到达湖南。同年7月,厂方遣散工人,党总支指示后任一厂党支部书记的仇甬夫,带领高培勋、吴新元、贾进生、蔡镇铭4名党员向湖南转移,于8月到达衡阳,与李群会合,调整了党支部委员会,由李群任支部书记,高培勋任组织委员,仇甬夫任宣传委员。党支部决定高培勋到祁阳毓蒙联华弹棉机械厂和李群一起工作,其他同志在衡阳工作。10月,派出吴新元到江西、浙江找党。1942年年底,他们到津市自办工厂,准备与活动于鄂西的新四军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43年5月1日,津市新华弹棉机器厂在新洲皮家台正式建成投产。魏泽颖和周铁泗还了解到:这个厂讲究产品质量,注意方便用户,修桥补路,救济穷人,深得群众信任。党员坚持过组织生活,学习革命理论,并发展党员。1944年6月,党员蔡镇铭因害怕艰苦出走后,其余党员意志坚定。工厂在湖北沙市、宜昌设立办事处,企望与新四军接上关系,并派李群3次北上找党。1947年12月,吴新元找党未果,来到津市。这时,新华工厂党支部已有李群、高培勋、仇甬夫、贾进生、吴新元、薛都银、王维荣等8名党员。经过考察和厂内党员的要求,1948年1月,魏泽颖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并带李群到长沙面见了省工委书记周里。

    中共津市支部从成立起,就把积极稳步地发展党员作为主要任务。1948年5月,他们发展金汉川、杜修基入党,加上新华工厂党员的并入,支部力量加强了。8月,省工委指示将津市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部,魏泽颖任书记,左承统任副书记,周铁泗任组织委员,谭徽岗任宣传委员,李群任工运委员;下设农校支部和新华工厂支部,由谭徽岗、李群分别兼任支部书记。总支对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分为澧县三贤、红庙、梦溪和安乡4片,分别由左承统、周铁泗、谭徽岗和金汉川负责。9月,魏泽颖按省工委指示,将党总支再次升格为中共津市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津市区工委),由左承统任书记,委员未变,隶属省工委。区工委下设农校支部(书记陈汉,后依次为粟德忠、符鸿基、贺敏功)、新华工厂支部(书记李群兼任,后高培勋专任)、红庙支部(书记周铁泗兼任,后胡先智专任)、三贤支部(书记左承统兼任)、梦溪支部(书记谭徽岗兼任)等5个支部。魏泽颖移居滨湖植棉指导所的官垸棉场,领导津市区工委及安乡的工作。1948年年底,魏泽颖被省工委调回长沙,省工委指示方用领导津市区工委工作。1949年1月,方用到津市与左承统取得联系,正式建立领导关系。

     

    三、雷天一、方用到常德发展党组织

     

    1947年4月,周里去上海向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1月上海分局成立后,湖南省工委由上海分局领导,5月,上海分局改为上海局)汇报工作。上海分局负责人钱瑛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并根据中央精神,指示湖南当前主要是发展和巩固党组织,在城市要抓紧学生运动,以学生为主开展群众爱国民主运动,进行合法斗争。省工委于同年8月,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派共产党员雷天一、方用和李小明(女)来常德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雷天一、方用等3人来到常德城后,以办《建设报》为掩护,雷任总编辑,方任编辑主任,加上打入国民党军湖南省湘北师管区的中共党员陈白清,共有4名党员。9月,周里又先后派丁正、肖质强、郑玉(女)3名中共党员到常德工作,这时共有7名党员,由雷天一负责。他们都是外地人,首要任务是找到职业,站稳脚跟。经过活动,丁正被安排到《建设报》当编辑,肖质强到该报当校对员,郑玉被安排到黄泉小学教书。《建设报》于1947年8月出刊,4个月后就倒闭了,个人职业

    ①见《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613页。

    又成问题,雷天一便四处活动,把方用安排到《迅雷报》当编辑(后到常德女子中学、光汉中学教书),把丁正安排到《商情日报》(后《兴中日报》)任编辑,安排肖质强到《兴中日报》当排字工人。1948年1月,省工委调雷天一和郑玉回长沙,指定方用负责常德的工作(后明确为湘西特派员)。1948年9月,方用批准吴士元入党,并成立中共常德支部,指定吴士元任书记,陈白清任组织委员,丁正任宣传委员,支部隶属省工委,联络点设小西门元福商店。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常德城区最早建立的一个支部。方用利用教书作掩护,从事各县秘密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1949年2月,方用批准组建桃(源)慈(利)党支部,书记吴均,组织委员严定如,宣传委员沙成章。4月,方用又根据斗争的需要,将桃慈支部分成慈利支部和桃源支部,慈利支部,书记吴均,组织委员严定如,宣传委员沙成章;桃源支部,书记吴因殷,组织委员刘仲任,宣传委员孙怡静(女)。这两个支部的建立,是他们数年来进行革命活动的必然结果。1942年秋,吴均、沙成章、吴士元、刘仲任、严定如、吴因殷等入中山大学读书,在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43年5月,中山大学地下党负责人、慈利籍教师卓炯组织一个进步学生团体——民生社,它的宗旨是,在校内外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在条件具备时到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斗争。孙若谷、吴士元、沙成章、吴因殷、刘仲任等桃源籍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并两次受卓炯派遣,回桃源从事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迪城乡的一些进步青年。吴均、刘志宇等学生参加另一个进步学生团体——野火学社,阅读革命书刊,出版《野火》墙报。两社的学生都是学生运动的骨干。1947年3月,香港达得学院学生谭一平、李先秦返故乡慈利前夕,与吴均商量,回乡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且谋求一个合法地位。谭、李与中山大学同乡学生管彦健、刘志宇通过活动,获得慈利江垭娄江中学的领导权,管彦健任校长,刘志宇任教导主任,谭一平任总务主任,李先秦任事务员。这年暑假,黄道奇、张犀文、吴均受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派遣回湘工作,吴均来到娄江中学任教。1948年2月,吴均在湘潭由黄道奇、张犀文介绍入党。吴均又将早已回到常德的沙成章、刘仲任、吴因殷、周存义介绍到娄江中学教书。他们讲究教书质量,得到社会信任,还带领学生开展为贫苦农民无偿劳动和修补山路等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对恶霸地主安伯一的斗争。1948年暑假,华南分局将吴均的组织关系转到省工委,吴均先后与周里、方用取得联系,同时把沙成章、刘仲任、吴士元等人介绍给方用。9月初,黄道奇派中共党员严定如来娄江中学任教。1948年寒假,经吴均介绍,方用批准吴因殷、沙成章、刘仲任、周存义入党,孙怡静于1949年2月入党。这一切,为桃慈支部及稍后的慈利支部、桃源支部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干部。

    1949年3月4日,经中共津市区工委批准,安乡党支部建立,书记由湖南大学安乡籍学生、1948年5月入党的金汉川担任,副书记高云霞,共有党员7人。支部隶属津市区工委。

    益阳党支部是由张乐建立起来的。张乐,益阳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芷江师范学校,参加过不少抗日救亡活动。1949年2月,经吴士元引荐,赴常德见到方用,并被批准入党。根据方用的指示,回益阳后,发展几个进步青年入党,于4月中旬建立益阳党支部,书记张乐,组织委员刘静安,宣传委员陈青云,武装委员张文华。

    1949年4月底,周艾从被省工委派来常德。5月初,方用委任他为驻常德特派员,负责常德城区党的工作。

    临澧党支部是由晏国敬建立起来的。晏国敬于1946年秋进入北平燕京大学读书,1948年5月入党。6月初,中共燕京大学南系支部派遣他回湘,从事迎接解放的工作。8月,他通过母亲的社会关系,到临澧县城省立第十四中学(今临澧一中)教书。他在学校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团结一批进步学生。1949年2月,他先后与省工委及方用取得联系。5月中旬,方用批准陈耀刚、周文淇入党,建立临澧支部,晏国敬任书记,陈耀刚任组织委员,周文淇任宣传委员。

    一年多来,在险恶的环境下,方用接管津市区工委,发展各县党组织,播撒革命火种,为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打下了组织基础。

     

    四、建立中共湘西工委

     

    1949年夏,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进军华东的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国民党的首府南京;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也势如破竹地向长江防线前进,新中国的曙光就要降临到湘鄂西边区和整个湖南。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省工委于1949年4月底至5月初,在长沙韭菜园召开重要会议,5月4日结束那天,作出《关于湖南地区工作的决定》,通称“五四决定”。会议期间,省工委书记周里,个别指示方用建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简称湘西工委),并任书记。湘西工委管辖澧县、安乡、常德、慈利、桃源、临澧、益阳等7县地下党组织和石门的党员。

    韭菜园会议结束后,中共湘西工委书记方用立即赶回常德传达精神,布置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5月下旬,方用在澧县三贤乡左家塔左承统家,主持召开会议(简称左家会议),左承统、谭徽岗、周铁泗、刘玉舫、李代宣、邓颂滋、陈大方、高培勋、粟德忠、胡先智、陈汉等代表澧县党组织,金汉川代表安乡党组织出席会议。方用传达省工委韭菜园会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地下武装,开展军事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开展宣传,做好迎接解放工作的重要精神,并布置在澧县和安乡壮大党组织,在澧县和华容建立地下武装等项工作任务,任命地下党和地下武装的主要负责人。6月20日前后,方用在澧县向晏国敬和朱明超传达省工委“五四决定”精神,布置临澧和太浮山边区的工作,任命临澧地下党和太浮山地下武装的主要负责人。6月下旬,方用到桃源县九溪乡沙成章家,主持召开会议(简称沙家会议),桃源的吴士元、吴因殷、孙怡静、刘仲任,常德的丁正、周艾从、陈白清,益阳的张乐,慈利的吴均,临澧的陈耀刚,分别代表各县党组织参加会议。会议开了4天,第一天由方用传达省工委会议精神,第二、三天代表讨论,第四天方用布置各县发展党组织、建立突击大队、加快统战策反等工作任务。

    左家会议和沙家会议,是中共湘西工委成立后在领导迎接解放斗争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两个会后,各县党组织快速发展,地下武装组织相继建立,统战策反工作全面展开,进步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迎接解放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中共湘西工委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左家会议期间,湘西工委将中共津市区工作委员会升格为中共澧县工作委员会,左承统任书记,周铁泗任组织委员,谭徽岗任宣传委员,李群任工运委员。到解放时止,澧县县工委共建了农校支部、新华工厂支部、三贤支部、梦溪支部、红庙支部和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四突击大队支部等6个支部,共有党员130多名。还建立中共安乡区工作委员会,金汉川任书记,高云霞任副书记。7月25日,因金汉川奉命去华容组建湖南人民突击总队第六突击大队(未组建成),由高云霞接任书记,王功德任副书记,聂日新、鲁振祥、欧阳春、孟觉、邓必开任委员,下辖城关支部(书记鲁振祥)、夹洲支部(书记熊仲篪)、陆家渡支部(书记刘士相)、三岔河支部(书记金可观)、官渡支部(书记张碧翘)、北河口支部(书记严钦富)、理兴垱支部(书记周先国)、羌口支部(书记孟觉)等8个支部,共有党员73名。

    中共临澧区工作委员会于6月20前后建立,书记晏国敬,组织委员陈耀刚,宣传委员周文淇。到解放时,有伍杰、肖宗荣、李忠涛等约30名党员。

    在沙家会议期间,中共湘西工委还批准建立常德、慈利、桃源和益阳党的工作委员会。

    中共常德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周艾从,组织委员卢善庆、宣传委员夏治安,下辖回民支部(书记李光新)、学生支部(书记周治辅)和机关支部(书记王星池),到解放时,共有党员23名。

    中共慈利工作委员会,书记吴均,副书记沙成章,组织委员严定如,宣传委员丁正,民运委员杜修基,下辖江垭支部(书记严定如兼)、城关支部(书记毕嘉迺)和东岳观支部(书记满元气),到解放时,共有党员40多名。

    中共桃(源)临(澧)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吴士元,副书记吴因殷,组织委员刘仲元,宣传委员孙怡静,下辖城关支部(书记孙怡静兼)、莫溪支部(书记潘文成)、九溪支部(书记罗刚成)和莫林支部(书记杜松秋),到解放时,共有党员60多名。

    中共益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张乐,组织委员刘静安,宣传委员张志远,武装委员张文华,下辖箴言总支部(书记张志远兼)、涌泉支部(书记刘静安兼)、山门坎支部(书记张葭生)、岩子潭支部(书记夏宜)、泉交河支部(书记陈锡纯)、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十二突击大队第一中队支部(书记陈炳辉)、第二中队支部(书记张文达)、箴言完全小学支部(书记张志远兼)、沧水铺支部(书记谢竞雄)、马头村支部(书记刘梦天)、志愿乡支部(书记丁作之),以及城关党小组和农麟镇党小组,到解放时,共有党员110余名。

    1949年7月初,湘西工委直接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八突击大队建立了党支部,书记陈白清,组织委员朱明超,宣传委员刘仲任,共有17名党员。此间,中共党员沈克家在石门县城发展了个别党员。

    到解放时,由于中共湘西工委和各县党组织的积极工作,8个县共建党支部35个,党员500多名。   

              位于常德五交化公司的湘西工委机关旧址

     

    五、汉寿、石门和常(德)安(乡)南(县)边境党组织的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常德除中共湘西工委直接管辖的党组织外,还有一些未与省工委和湘西工委接上组织关系,或受湖北省党组织管辖的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他们也在积极从事迎接解放的革命活动。这些党组织主要活动在汉寿、石门和常德、安乡、南县边界地区。

    1943年3月,中共汉寿县工作委员会在白色恐怖中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1945年10月,县工委书记顾星奎,为寻找上级党组织,迁居长沙湖迹渡,汉寿地下党的活动交给县工委委员罗汉荣负责。根据顾星奎的安排,在未与上级接好关系和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前,党组织停止发展,个别党员打入伪政权,“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久,罗汉荣当上县参议员,周伯诚担任县政府科长。他们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仍坚持地下活动,一直与顾星奎秘密保持联系。1949年4月下旬,顾星奎返回汉寿,与地下党员曾玉庭、周伯诚等分析形势,决定恢复党的组织。1949年4月28日,顾星奎在罗汉荣家召开地下党员骨干会议,恢复中共汉寿县委员会,由周伯诚任书记,罗汉荣任组织委员,邹克廉任宣传委员,县委机关设县城正西街罗汉荣家。县委恢复后,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到6月,便恢复城区一、城区二、毓德铺、株木山、金孔仑、岩汪湖等6个党支部,新建县中学、团山坪、仙人桥3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99名。

    抗战胜利后,原隶属湖北省松滋、枝江、宜昌中心县委领导的中共石门虎踏桥支部仍秘密活动着。1948年3月,由于中共南方局派到石门的地下党联络员刘家瑞叛变,虎踏桥支部形势严峻。地下党员、游击队负责人田中夷,为保存革命实力,将游击队带上壶瓶山,并整编为江南游击队。田中夷还和几名党员一道,到江北解放区向上级党委汇报江南和壶瓶山的斗争情况。上级党组织经过慎重审查,经中原局城工部部长蔡书彬审议批准,决定承认原刘家瑞领导下的一批地下党员的党籍,即有:田中夷、熊泾阳、田金山、刘华平、毛云峰、周俊、杜文化、刘子艾、张兴源、覃涤寰等同志。并批示组建中共江南工作委员会,隶属湖北省江汉区襄西工委领导。6月下旬,田中夷返回壶瓶山,成立中共江南工作委员会,田中夷任书记,熊泾阳任组织委员,田金山任武装委员,覃涤寰任工委委员兼民主建国团团委书记,刘华平任宣传委员。之后,吸收张光远、覃玉书、陈太俊、田衡、李博智、张登发、何成松等为中共党员。

    1948年2月,中共党员郭仁以远东新闻社湖南分社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带着地下党员张南武等人,进入石门南乡活动,1948年3月4日,在石门成立民主联军陆军独立第一师;积极培养建党对象,于4月上旬吸收张民权、田一冬、张建国等27人为中共党员,成立中共江南游击队太浮山支部,由张南武、张民权主持支部工作,隶属湖北江陵、监利、石首县委指挥部江南游击队特别支部委员会领导。6月2日,由于叛徒出卖,建立不到两个月的太浮山支部被迫停止活动。

    在以常德县陈家嘴为中心的常德、安乡、南县边境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有中共湘鄂边特委领导的地下党员活动。1946年8月,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徐少保等人被捕牺牲后,党员与上级失掉联系。1947年6月,中共湖北襄南地委派魏恒若来到湘北,清理与组织失掉联系的3县边境地下党员,恢复其组织活动。到1947年10月,建立中共常(德)安(乡)南(县)工作委员会,魏恒若任书记。常安南工委辖中共陈家嘴区委(书记冷桂华)等党组织。

    上述这些地下党组织,虽然没有与中共湘西工委取得直接联系,但在迎接常德解放的斗争中,他们遵照各自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做好统战策反、打击反动势力、向解放军提供情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广大党员在环境极其险恶和艰苦的情况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常德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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