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德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第十二章 第一节

    发布日期:2007-07-09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第 十二 章

    转变斗争策略  开展合法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击日军的正面战场形势更加严峻。在这极需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之际,国民党却于1939年初暗中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防共委员会”,当年就在博山、深县、平江和确山等地制造惨杀共产党军政人员的惨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逆转。

    平江惨案后,湖南各地相继发生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迫害事件。为了顾全大局,巩固统一战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转变斗争策略,从1939年7月起,开始撤退、转移干部,整顿、精简组织。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后,取消了中心县委等机构,省委改为省工委,中共党员全省只有600余名了。

     

    第一节  撤退、隐蔽党员干部

     

    一、整顿党组织,撤退党员干部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国统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关于秘密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分批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新四军、八路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隐蔽地开展党的工作。

    从1939年夏至1940年春,常益中心县委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党的组织,保护党员。

    转移撤退或设法就地隐蔽干部。对所有党员干部分析排队,逐个作出安排。首先是撤退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其中赴延安的16人,调重庆的8人,去其他地方的61人。同时,切断横的联系,断绝与遭到破坏党组织的关系,搬迁已暴露的领导机关,帮助就地隐蔽的党员找到合法职业,实现党员干部地方化、职业化。1939年冬,仅汉寿、益阳两县就有69名党员找到职业,隐蔽下来。

    严格进行审查,纯洁各级党组织。中心县委要求各县党组织认真学习党中央的国统区工作方针,严密党的组织,断绝横的联系,审查调整各级领导机关。并且对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员进行逐个严格审查。发现益阳县兰溪区委书记汤石安叛变革命,区委委员欧阳聘珊乱搞两性关系,即把他们清除出党。同时,各县还清理了一些动摇分子出党。在整顿中,中心县委还进行了缩小县委、区委和支部机构的工作。    

    加强党员培训,提高党员素质。中共益阳县委在中心县委指导下,于1939年5月至1940年3月期间,分批举办7期区委干训班、10多期支部干训班,认真学习《观察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并结合时局开展讨论。帅孟奇、文士桢等中心县委领导成员亲自为党训班讲课。

    9月,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帅孟奇、文士桢、余克伦、顾星奎相继到汉寿县指导工作。为使地下党组织在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中心县委决定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对党组织进行整顿。9月下旬,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文士桢主持,在汉寿县毓德铺地下党员李子芬家里举办汉寿党员骨干训练班。参加训练班学习的有戴武孝、周伯诚、罗汉荣等10余人。在历时1周的学习中,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余克伦给党员讲课,主要内容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党的秘密工作的艺术,包括如何搜集国民党内部的反共资料等。

    训练结束后,中心县委根据中共南方局和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分批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和干部”的指示,将中共汉寿县委改组为中共汉寿县工委。县工委书记为常益中心县委委员顾星奎。原县委组织部长毛碧云调到中心县委任委员,原县委宣传部长周伯诚转移到益阳蔚南女校任地下党支部书记,金孔仑支部书记谢勇离开汉寿转移到延安,原县委书记戴武孝仍留在汉寿隐蔽开展工作。

    对县委进行改组、整顿后,汉寿县工委继续遵照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组织的方针,对全县的基层党组织进行有步骤地整理和紧缩。戴武孝将全县党组织的情况向顾星奎作了移交后,又协助顾星奎对一些支部的组织、活动情况进行具体考察、研究。至1941年春,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毓德铺、金孔仑、城区、毛家滩、株木山、岩汪湖等7个支部;新建立的有新民农场支部;停止活动的有牛路滩、岩坝桥、沧港、许家冲、扬旗嘴等支部。党员人数也由150人减至105人。从此,汉寿党组织完全转入秘密活动状态。

    严格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制订了秘密工作“四不五要”的原则,要求全体党员严格遵守。“四不”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必打听的情况不去打听;不发生横的联系。“五要”即:接头地点、开会场所要有专人负责;要有严格的暗号、标记;要有专人放风、放哨;要准备好疏散的路线、地点;要有各种符合职业标志的服装、用具、用品等。此后,中心县委还布置和收集了各县的执行情况。  

     

    二、训练骨干,准备武装斗争

     

    1939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常益中心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各县地下党组织派强有力的党员打入各乡镇,担任国民训练队队长、队副等职务,掌握武装力量,为开展抗日游击战做好准备。中心县委还提出在汉寿、安化、益阳边界地区建立石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计划。中共汉寿县委将地下党联络点由县城迁到丘陵区毓德铺新民农场。县委书记戴武孝以农场董事长身份作掩护,隐蔽地发展党员,要求每个党员勤工作,谨言行,观察敌情,积极做好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县委还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向党员进行武装抗日的教育。1943年春,盘踞在岳阳的日军经南县向汉寿进犯。时任辰阳镇镇长的地下党员周伯诚以“守土有责”为由,说服县长周世正组织抗日武装。事后,周伯诚又联合福淘、石潭、合荆、汉太和望橘等5个乡公所的武装力量,共100多人枪集中到团山坪,准备迎击来犯的日军。后来,县工委书记顾星奎认为敌我力量太悬殊,不能盲动,才没有和日军交火。澧县工委于1940年春,在宜昌、沙市危急的情况下,发动党员,掌握武装,准备打游击。地下党掌握了100多支长短枪,分布在各乡枪兵班,只要下命令,随时可以拖出。

    1939年3月,国民党五十三军(军部驻澧县新洲)在滨湖一带招募志愿兵团。澧县地下党员刘玉舫、王永安、李祖艺等,和南县地下党员韦来宽受中共南县中心县委书记曾惇的指派,招收500青年组成志愿兵营,前往第五十三军应招被录,编入第五十三军一三О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刘玉舫任营长,不久调任团少校团副,营长由李祖艺接任;韦来宽、王永安分别派任军政治部宣传队长和军警督处上尉。同年夏天,南县中心县委又在南县、华容、安乡、澧县、石首、公安6县抽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先队员114人组成志愿兵连,由地下党员段中执任连长,纳入第五十三军,编为野战补充团二营的第五连,驻新洲何家祠堂,防守渡口。连队秘密建立党支部,书记吴庸,组织委员邱永泉,宣传委员孙归翔。次年春,吴庸调离,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分别由邱永泉、孙归翔、汤万协接替。这时,曾惇要调离,特来到津市,召集刘玉舫、韦来宽、段中执、邱永泉等党员在河街一栋木楼上商议党在第五十三军的行动计划。指定刘玉舫为领导人,在进行军事训练或集会时,寻找机会脱离第五十三军,把队伍拉到滨湖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三、打入旧政权,开展合法斗争

     

    为取得合法身份和权力,保存自己,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自1939年夏至1941年冬,常德经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乡、保政权的地下党员就有30多人。1939年下半年,常德县城刘振之、王泽民、金昌敏、堵德珍等10名年轻地下党员,按照党组织安排,考入国民党半特务性质的民众动员指导处(简称动导处),当上工作人员。中共汉寿县工委委员罗汉荣,利用工会改选的机会,先后担任了县总工会常务理事、辰阳镇第一保保长等职。1940年1月至10月,罗汉荣利用这些合法身份,搜集国民党反共机密文件20多份,取得辰阳镇公所空白通行证300余份,还获取了合荆乡、汉太乡的全部武器弹药数字。此外,罗汉荣还组织力量打击了县侦缉队长胡求元,援救出一名险遭其强奸的少女和一名被绑架的妇女;协助共产党员周国春打击了汉寿的食盐贪污集团;保护了近100册革命书籍和10多份地图。汉寿县毓德铺党支部书记李子芬,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努力争取当上了毓德铺保长。1940年秋,地下党员周国春打入汉寿县政府建设科,当上了事务员;原中共汉寿县委宣传部长周伯诚,通过周国春的活动担任了县政府建设科科长,后又任辰阳镇镇长。1940年春,常德县地下党员童冠群,经组织同意,先后争取担任常德县周士乡、新德乡乡长。他利用职务作掩护,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周士乡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周(士)渡(口)区委,担任区委书记。此外,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并担任团长,有成员30余人;他还组织新华派报所,组织一批进步知识青年在周士镇上办抗日墙报,演抗日话剧,宣传抗战到底,不打内战;他利用国民党提出的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上面派下的捐款要富户多出,穷户少出或不出,抽丁拉夫也从未给地主商人以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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