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德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第一章 第一节

    发布日期:2007-07-09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第  一  章

    中共常德地方组织诞生的社会环境

     

    第一节  20世纪初常德的政治经济状况

     

    一、常德港被辟为外商寄货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封建经济解体。随后,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廷签订许多赔款条约,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扩张,逐渐从沿海向内地渗透。1899年11月,英国首先在湖南岳州(今岳阳)正式开埠设关,开列强经济势力入侵湖南之先河。1904年7月,又开长沙为商埠。1905年4月,湖南巡抚端方迫于列强的压力,奏请将常德、湘潭两地“自开商埠”,并且计划将常德城沅江南岸善卷村河洲划为“将来各国商家租建之区”;至于“关务监督”,“常德应归岳州关监督兼办……”。清廷得此奏后,鉴于“中外通商口岸已逐渐增添,内地亦终难闭拒,实属时势使然”,于1905年8月下旨“如所议行”。官方当局慑于列强威逼而仰承其意旨的行动,激起常德人民的反对。1906年2月,主持常德开埠事宜的岳常澧道韩庆云(韩古农)筹备将常德城沅江南岸地带辟为通商租界时,各届民众群起反对,集会呈文“具控到京”,留学生多人“邀集郡城八省三堂董事,在育婴堂会议商埠之事宜”,决定对韩庆云“面陈利害,并公禀省城洋务局力

    ①以上引文均见自原政协常德市委员会文史委1986年元月《常德市文史资料第二辑》:常德市民建、工商联编著“常德商会会史”P4。原作者分别引自《端忠敏公奏稿》卷5P5和朱寿明《华东续录》光绪卷P195。

    争”。在学生群众与爱国士绅的群起力争下,清廷终未敢将常德、湘潭两地贸然开埠。但美、英、德、日、俄、法、荷、丹等国商人,根据中国屈辱的《内港行轮章程》,仍将轮船开进常德港,并在常德城沅江两岸和津市的澧水沿岸大肆租赁栈房和码头,使常德成为外商寄货港及其在湘鄂川黔4省边境进行经济掠夺的据点,并藉此形成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岳阳、常德、湘潭等地的在湘经济扩张网络。

    外国资本大举涌入,以至洋行林立,洋货充斥。当时各国列强的资本打入常德的主要形式是:1、商品输入,即倾销本国工业产品,诸如石油系列产品(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等)、颜料、肥田粉、香烟、绸布等;2、大量廉价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等原材料,诸如桐油、生漆、皮革、猪鬃、肠衣、水银、棉花、稻谷、雄磺、药材、五倍子等,当时仅由外国洋行收购出口的土特产贸易金额就高达数千万银元;3、大力投资交通运输业,兴建码头和创办载客运货的轮船公司。一时间,各类外国洋行纷纷建立,仅常德城就有日本的“丸三”、“弘新”、“新隆”、“三井”、“三菱”、“日华”,英国的“安利英”、“亚细亚”,法国的“立兴”,美国的“美孚”、“其来”、“福中”,德国的“美最时”、“瑞成”、“彩松”和欧洲犹太人巨富“老沙逊”等19家洋行,足见其资本入侵的凶猛。

     

    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壮大

     

    列强资本入侵的严重威胁,也促使常德商绅拼命凑集资金,与之抗衡。1906年,常德商人成立常德商务总会,调节本地帮派、行业之间的互相倾轧,

    ①见1906年元月25日《长沙日报》。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9

    力图发展本地民族工商业以抵制洋货的倾销。1905年,武陵县牛鼻滩创建吉泰诚锅厂,职工达40余人,资金2万元,年产铁锅1.92万口,畅销省内外。常德城外沅江边皇经阁、落路口、南站沙滩河3处先后办起造船场,能制造载重达5—100吨的数十种船只。稍后,有特色的手工染织业也发展较快,全区规模较大的染坊达8家。1912年,因外国缝纫机大量输入中国,只适用机制棉线(“洋线”),常德城内创办“刘义茂线店”,生产蚕丝制线和机制棉线,不仅满足本地需求且畅销湘西数十县和黔北、黔东、川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常德的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特别是手工业得到一次发展间隙,到1915年全区已有织布、针织、制线、制伞、制革、皮箱、碾米、电光布、卫生巾、冷作加工、造船等手工业工场和企业公司40余家。特别是纺织行业,全地区染织作坊增至8000余家,其中仅常德城就有织布机户500余家,织机1100台。商业更趋兴旺,常德城仅经营药材、山货等土特产的牙行就达300多家,并且出现一些商贾大户,如经营土白布发家的商家“李亨太”、“蒋万兴”等都拥有数十万银元的资金,还有号称棉纱大王的“戴荣庆”纱号,积累百万资财的“谦记绸布号”等。此外,近代工业初呈端倪。1904年4月,常德设立电报官局,开办公众电报业务,第二年开通常德至长沙的电话。1916年,津市私人集资5万元,开办常德地区第一家火电厂昌明电厂,供130户照明。1917年,常德县人集股银11万两,创办“朗朗电灯公司”,供各商家营业照明用电。1920年,常德县胡基华开办胡元泰机器厂,这是常德最早的生产机器的工厂。

    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进出口贸易和内陆

    ①武陵县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设置,属并临沅、汉寿、沅南三县为之。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设常德府为常德路,龙阳州(今汉寿县)从武陵县析出。中华民国2年(公元1913年),改武陵县为常德县,今武陵、鼎城两区为其辖区。

    商品交换的大幅度上升。当时的常德,仅桐油一项,年购销量约在30至40万担之间,常德城成为仅次于四川万县的全国第二大桐油集散中心。此外,每年出口棉花20万担、牛皮6000张、皮箱7000口。川南、黔东、黔北以及沅水、澧水上游湘西各县,将桐油、生漆、木材等农副土特产品运到常德,由洋行收购出口后,在常德购回百货、南货、五金等大量的生活、生产用品。据1907年统计记载:常德当年销往云、贵、川等地的棉花约10万担、土布约100万匹、麻160万斤。常德城沿江各码头日夜忙于装船、卸货,灯火通明。距常德县城约15公里的桃源陬市,地处沅江弧弯顶端,为沅水流域的木材集散中心和全省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

    1915年,仅安乡、桃源、临澧、慈利4县商会会员已达983个,到1917年又猛增至1499个,增幅高达53%。津市地处澧水入湖口,是商家云集的商业重镇,到大革命前,该市产业工人约有400多人,加上手工业工人和店员,总数在千人以上。1911年,常德总商会入会商号已达951个。至1917年,仅粮行就增加到100多家。

    常德地区当时虽无近代大工业,但在20世纪初已形成一支以码头装卸、运输、手工业和店员为主体的约6000多人的工人队伍。这支工人队伍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生存在城市底层。他们不仅收入低微,而且没有劳动安全、医疗、养老等任何保障。他们身上天然地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性。

     

    三、农民在封建剥削压迫下挣扎

     

    在旧社会,常德各地的地主阶级,背靠封建军阀政权,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苦不堪言。

    多数土地被地主豪绅占有。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常德,占人口比例很小的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清末以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全地区农村人均耕地两亩左右,其中贫雇农人均不过几分地,而地主人均大多在10亩以上。清代安福县(今临澧县)蒋家,民间流传是全国三个半财主之一。道光末年,蒋家拥有田土60多万亩,分布在临澧、澧县、石门、安乡、常德、桃源等县。另外从常德至北京,沿途设有48典当,72钱庄。咸丰初年,统治者为抵抗太平天国军队进攻,向大地主筹措军饷,蒋明诚代表蒋家一次捐银32万两。当时的安福县,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所占土地不到30%。全县半数土地为蒋家霸占,全县田赋总额的75%为蒋家的田赋。其他中小地主也竞相占田霸地,少的数十亩,多的数百亩乃至上千亩。民国时期,汉寿县全县150万亩内湖、荒洲,都被恶霸、土豪强占。常德县户均占地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17户,其中4户户均4000亩以上,毛家滩(后划归汉寿县)大地主王春林占有土地6000亩。石门水田岗乡地主向波臣,全家5人,占有土地6330亩,拥有房屋54栋。慈利县朱八堂8兄弟,占有零溪、零阳、环城3个乡的绝大部分土地,从几十里外的两岔溪走到县城,不用踏别家的田土。安乡县槐圃垸的8200多亩良田,全被慈利军阀王子斌霸占。桃源县桃花源区共有耕地10.1万亩,山林3.93万亩。大地主蒋昌炽、黄云、饶龙、饶虎、方七、方八等8户,就占耕地8.013万亩,为全区耕地的79.3%;占山林3.92万亩,为全区山林的99.7%  

    地租、捐税和高利贷的沉重盘剥。地主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旧政权,盘剥农民的方式很多,主要是地租、捐税和高利贷等。

    地租。清代至民国,农民佃耕地主的土地,一般要先请有一定声望的人作保,签订租契,然后“上庄”(又叫交押金),秋收后交租。押金不计利息,不退佃不退押,一般每亩交的押金相当一年的租谷,交不出的以“押”转“贷”,年息每石五斗,秋后一次交清。地租`有包租(又名死租、定租)和活租两种。包租,一般每亩交固定租谷1.2-1.4石(1石约合120市斤),占收成的一半,无论收成好坏,都按固定租额交纳,稻谷不够,以等价的其他实物抵租。活租,是在收割时,地主或其代理人踏田验租,多为东佃各半,也有顺四六或倒四六分成的。此外,还有一种干租,就是农民借贷无门时,将自己的耕地廉价卖给地主,再向地主租种,交纳租谷。汉寿县阳南塘地主刘爱堂出租土地,每亩租谷2石,青黄不接时,按高价折成银元、“国币”,秋后低价收稻谷,1石变为1.5-2石。石门县三区六保农民毛发生,种地主刘华初7斗种的租田(1斗种约合1亩),先交上庄谷11石,每年交租谷11石。第一年毛发生收谷19石,交租11石。第二年收谷17石,交租11石。第三年大旱,仅收谷5石。刘华初说“天干地开坼,租谷少不得!”毛发生只得借谷交租。第四年,又因灾减产,收谷8石,请客说情,仍交租10石。最后只得退田,卖耕牛渡荒,做长工糊口。常德县黄洲区(今黄土店乡)农民廖香奎,租种大恶霸杨仲达的几亩水田,因旱颗粒未收。杨仲达不顾廖香奎苦苦哀求,硬说:“有收无收我不管,那是你的八字。租谷一粒也不能少,这是我的权力,没有谷就抵屋,没有屋就抵人。”廖香奎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17岁的女儿被抢走,又忍心将最小的男孩卖给人家,挑起一担破烂的衣被外出逃荒,在贫病交加中死在他乡。

    捐税。捐税是封建军阀政府的主要收入,其中以农业税为大头。清代的农业税称丁漕,民国时期的农业税称田赋。清末,丁漕占常德官府税收的90%,都由农民承担。鸦片战争后,津贴、捐银、义谷亩捐、警学亩捐、河田捐、赔款加捐等附加形式的捐税相继出台,附加捐税已高出正额数倍。早在1855年,常德县城和津市就是湖南省试办厘金的两个重要城镇,并很快推广到各州、县,有厘金、盐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等30多个品目,税率由值百抽二三逐步加重到值百抽五六,个别品目甚至加重到值百抽十。盐税采取过卡抽税的办法,外盐运入境,少的抽税二、三次,多的抽税五、六次,运盐越远,盐税越重,以致盐价猛涨,出现了“石米斤盐”的异常现象。

    当时的税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具有封建专制的特点。开征厘金,就是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军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出台的,其他各税的开征也是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的庞大消耗。1911年,常德各县征收的丁银有86%被中央和省级官府占用。为了在人民身上多收捐税,常德的税收机关采取包税、预征等手段,一次预征几年、十几年的税款。1887年,在发放当铺营业证时,常德一次预征了20年的税金。1905年,清政府将常德港辟为外商寄货地,常德关务监督归由外国人控制的岳州监督兼办,常德税收机关无权征收英、美、德、日、法等外国19家洋行的税款。这时的税收带有半殖民地的色彩。

    民国初期,常德赋税基本沿袭清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深,人民的税收负担日重。当时的中央军阀政府出卖关税和盐税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常德的盐税收入只能存入外国银行,由外国人支配,用以偿还贷款。这样,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仍然是农业赋税。同时,中央军阀政府允许地方开征附加税,常德地方政府常在田赋和盐税附加上打主意,附加名目繁多,附加税额为正额的数倍。许多地方,捐税多达数十种,除田税、地捐、烟税、酒税、门牌税、屠宰税、祠堂庙宇税、桐茶税、场期捐外,未种鸦片的要交懒惰税,添人进口要交人头税,死了人要交道关税、落地税,各户要交烟灶税,还要交军养费等等,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当时流行这样一幅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更可恶的是,税收机关的经办人常额外敲诈,动不动就罚粮款、派夫马,假公济私。安乡县成城乡垸务局以购抽水机为名,每亩田派谷1斗,共收谷7000石,由熊义明购办,他在长沙玩了3个多月,买回一部破旧废品。接着,又借修沈家沟剅口,征集稻谷3000多石,实际只用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全被垸务局的头目鲸吞。由于垸务局人员贪污渎职,堤垸长年失修,每逢洪水季节,内渍外洪,水患成灾。仅1917年至1922年的6年间,就有4年大水,1年大旱。大水时,堤垸溃决,一片汪洋,浪涌尸浮;天旱时,湖底开坼,颗粒无收,野有饿殍,幸存者四处逃荒,妻离子散。封建军阀统治时期,捐税不仅又多又重,而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老百姓无不反感,但又无可奈何。

          1935年特大水灾后的慈利县城一角 

    高利贷。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往往因天灾人祸,不借贷过不去,借了贷更难过。因为地主乘机高利盘剥农民,农民借了贷,就成了还不清的“阎王债”。高利形式多种多样,有“新谷钱”、“利滚利”、“对本息”、“打钱(棒钱)”、“麻衣贷”等。“对本息”,是农民向地主借谷1石,加息1石,一年到期还2石。“利滚利”,借谷8斗,年息加五,9年本息滚为30石,就是常说的“八斗九年三十石”。民国时期,借贷利息更高。借钱每月一对本,借洋1元,过月还2元,过两月还4元,以此类推。五月借谷10石,秋收时偿还30石。

    地主盘剥农民,还有雇工、虚田实租、大斗进小斗出、佃户按租田面积向地主献工(每石田一年献工1-2个,多的达3-5个)、过年过节和婚丧喜庆向地主送礼等项,项项都是农民的沉重负担。

     

    四、军阀混战频繁

     

    常德有山有水有平原,土地肥沃,交通方便,适宜大部队隐蔽机动和补充兵员、筹措粮草,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历来各种牌号的驻军多,各种名目的战乱多。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为夺取湖南地盘,派亲信傅良佐取代谭延闿任湖南督军。傅一到职,即撤谭嫡系湘军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和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的职务,林、刘联衔通电湘南自主,湘军将领纷纷脱离北洋政府,唯独驻防常德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图谋独霸湘西,拥护傅良佐。段将湘军第二师改为北洋军第十七师,遭到湘军将领强烈反对,导致湘、粤、桂、黔等南军与北军的湘西大战。

    8月11日,张学济率湘西护法军,谢重光率永绥总兵,胡瑛率湘西招抚使部共4600多人,讨伐陈复初,转战于临澧、常德、桃源。9月,湘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常德围攻陈复初师,陈师戴斗垣部被击溃缴械,陈复初逃出常德。12月,陈复初率部再犯湘西,张学济率部在桃源堵击。陈部是湘中子弟,受革命党宣传影响,提出“湖南人不打湖南人”,在阵地上全部哗变,陈弃师逃走,所部周崇岳、毛树骏两团被张部收编。11月下旬,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在临澧鳌山击退陈复初师朱泽黄旅,进驻临澧。12月,澧州镇守使王正雅投靠北军,张部在桃源收编的周、毛两团又归顺陈复初,张部由石门、慈利退回辰州,田、周两部约2000人撤回常德。

    1918年,陈复初在湖北长阳招抚旧部朱泽黄部,恢复原第十七师建制,再攻湘西。4月,驻守辰州的张学济,驻守常德的田应诏、周则范等部兵力不足,电请云南省督军唐继尧、贵州省督军刘世显支援。4月25日,陈复初、王正雅部逼近常德,南军田、周部拟与北军妥协,但进至麻阳、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讯,在沅陵的辰龙关至桃源的兴隆街一线防堵,警告田、周部:“如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田、周部只得继续与北军对峙。5月4日,田、周致函陈部,称南军移防桃源,欢迎北军进驻常德。陈率部入常德城,田、周部伏兵四起,北军大乱,陈复初只身逃往长沙。16日,田、周致电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同时,北军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从中斡旋,由冯玉祥旅进驻常德,南北两军以桃源张家湾为界,由胡瑛部驻兴隆街作为缓冲。这次湘西南、北两军之战,双方死亡500多人。

    接着,又爆发“澧州事件”。1920年7月,常澧镇守使王正雅被各路湘军所逼,从澧州城向慈利撤退,在猫儿峪被副使卿衡杀死。王正雅部众拥王的长子、慈利九溪中学校长王育王寅 统领9个团7000余人,组成常澧护国军,自任司令兼代常澧镇守使,礼请贺龙为第三团团长,举起“倾家复仇”大旗,卿衡仓惶逃向常德。孙中山派林修梅前往王部协助,王将所部改成湘西靖国军,推举林修梅为司令,自任副职,并宣布慈利独立。湖南督军谭延闿调宋鹤庚、蔡钜猷、刘叙彝、李韫珩、陈嘉佑、陈渠珍、田镇藩、卿衡等多路部队合击靖国军,并派总指挥部督战委员邹序彬到常德督战。10月13日,王育王寅  部向常德进发。在桃源,林修梅发现守军刘叙彝部兵力分散,便集中兵力先后击溃刘布防热水坑、漆家河、河洑的5个营,进占石板滩、岗市一带,直抵常德西门城下。刘部死守城门。王部多次攻城不克,加上刘部援军宋鹤庚旅赶到,王部向慈利撤退,与各路追堵湘军先后转战于慈利、桑植、大庸、石门、临澧、澧县、安乡等县。其间,林修梅、贺龙先后脱离王部。到12月,王部投降,王育王寅 潜逃汉口。所部官兵大部阵亡和逃散。

    军队多和战乱多不仅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常遭官兵的打骂,甚至性命难保。不仅民团、团防的费用,按亩摊派,而且驻防的正规军,也要搜刮民脂民膏。封建军阀政府和驻军,常强行加征捐税,供养军队。1919年春,慈利驻军卿衡部以军饷不足为由,在准提庵设保商局,凡溇澧两水过境货物,抽税4%。1921年,慈利县为唐荣阳旅部军需,每赋银1两,附加银1.56元,附加超过正供。1918年秋,驻安乡湘军混成旅长朱泽黄,假名筹饷,亩捐谷1斗,一次搜刮稻谷4万多石。

    1920年12月,军阀李抱冰与王春初争夺澧县。29日、30日,李抱冰的溃兵在津市抢劫,工商界损失惨重,当时的湖南《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九年12月29日,忽来军队,蜂拥商会,抢去税款、代筹饷洋27箱,另有预收洋及分区饷洋共6700余元,铜元4500串。商号银钱货物损失甚巨,枪毙民人3名,伤者甚众,商务停顿,生机尽绝。”1921年3月12日,湖南《大公报》刊发了津市商会致长沙总商会的公函:“自六年军事发生,北去南来迎送不暇,合计借垫之款、招待之费达五十万元有余,去冬又抢劫数十万元,此次闭城月余,全市停业……”1923年7月,湘军第二师第四旅兼澧州镇守使唐荣阳,借口部队紧急开拔,向津市承销盐公所索要开拔费,勒逼盐6600包,强借商本4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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