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红军第二兵站医院

    发布日期:2007-07-16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郑  国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红军大会师以后,在甘肃红土城我生了伤寒病,不能跟随前方部队行动了,组织上送我到后方医院养病。经过坐担架和骆驼运送到陕北吴旗镇红军总部第二兵站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后病基本痊愈出院。由于医院要人留院工作,我就先做了院部文书,不久任院政治处技术书记和所指导员等工作,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份调出医院。回忆这个时期后方医院工作中的一些情形也是挺有意思的。

        骆驼担架

        从前方到后方有三百多华里路程,经甘肃、过宁夏、到陕北,还要走草原过沙漠,由兵站一站一站转送。十月的北方,已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了。第一天我坐的是老乡抬的“软床”(像行军床式的木架中间用绳子网织起来)担架,铺着我唯一的一条缴自白军的棉军毯,上面盖着团首长送的棉大衣,冻得发抖。抬担架的老乡将自己的破烂皮袄全都压在我身上,但下边还是透风,冷得不行,只得缩成一团。下午总算挨到了第一个兵站,住窑洞、睡热炕、喝稀饭、服了药,病情觉得好转了一些。兵站的同志告诉我们前面要经过草原和一段沙漠地,时间要两、三天,中间还要住帐篷,重病号一律睡乘骆驼担架,一峰骆驼两付担架,一边一个人,有专人牵着不要害怕。在兵站休息了一天,次日早晨我们二十余伤病号坐上了骆驼担架(仍是两个“软床”子),由于兵站在担架上铺了毡毯,底下不透风,上边盖了翻羊皮大衣,暖和多了。骆驼走一步脖子上的铜铃铛“铛”一声,走起来一摇一摆,形似摇篮,在有节奏的铃声下竟把我带入梦乡。一觉醒来已到了休息的地方,骆驼自动卧了下来,工作人员把我们由驼峰上抬下担架,喝点开水、吃点小米面馍馍干粮,给骆驼喂草喂盐。草原一望无际,只能看到远远的地方有白色羊群在活动,黑黄色的牛马群在奔驰,掀起了阵阵灰尘。冬天阳光真是可喜,但冷风袭人,手脚麻木、使人难受、病人更加痛苦。工作人员也是缩手缩脚的颤抖啊!太阳快下山时才到达宿营地,前方人员早已搭好了帐篷,等待我们的到达。营地是选在三面环着山岗、沙丘避风的洼地,医护同志把我们连人带床从驼峰抬下送进帐篷,一进到帐篷内边就好像进了暖房,顿时感到温暖、舒适,我饭也没吃就迷迷糊糊地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早餐略微吃了点小米稀饭、服了药,又被抬上了驼峰,走着走着,觉得颠簸了起来,走得也慢了,我伸出头来向侧前方看看,啊!原来进到了沙丘和沙漠地。为了防风,还是蒙头大睡好得多。

        经过了三天的运行,出了草原,安全地到达了陕北吴旗镇军委卫生部第二兵站医院,被送到第一所住院。

        吃黑豆饭

        我们三个病号住在一个破旧窑洞里,没有炕,只好睡在地下。铺上秸草,门窗不蔽风雪,雪花常刮进洞来,早起由卫生员从外打扫到内,我们才能起床。医院除了铺草以外什么也没有,我只有一床缴自白军的旧棉军毯和团首长送的一件大衣可盖,只好当“团长”(缩作一团的意思)了。白天若有太阳时就裹上毯子和大衣在门前避风处晒晒太阳,否则整日卧铺度日了。伤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早晚是小米稀饭,中午是小米干饭或者荞麦面条,辣疙瘩头和红烧土豆作菜,这还算是优待伤病员了。至于医药、器械更其简陋了,阿斯匹林和土司散是常用的好药,当时流传 “头痛发烧阿斯匹林三包”、“土司散既治咳嗽又治喘”,“盐水洗伤口涂上红药水”。条件虽差但医护人员服务态度极好,真是随叫随到,照顾周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心平气和、耐心解释,任劳任怨。伤病号为这种全心全意服务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工作关系也就密切和团结起来了,自觉遵守院规,体贴困难,帮助院方,共同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伤病员的情绪高、精神好,伤病就好得快,同时也极大地鼓励着工作人员。

        我经过一个月的休息治疗,病情渐渐好转,但由于长征的体力消耗和患了大病,身体更加瘦弱,又发展到严重的支气管炎。咳嗽多痰也多,再上前方困难了,于是组织上决定留我在医院边工作边治疗,我原职是技术书记,院长李资平同志亲自同我谈话,调我到院部管理科当文书。次年一月由管理科长王金山同志介绍我由团转党,先后选为党支书、院政治处技术书记、指导员等工作,一直工作到一九三九年底调离医院为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整个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部队、学校、医院进驻延安地区。我们第二兵站医院(这时不久改名第二后方医院)也移驻安塞,后又进驻延长城。

        “三延”(延安、延长、延川)地区曾是张学良部队占领地区,西安事变前后张部才撤出。当时给养供应极端困难,除了保证伤病号有粮吃外,其余工作人员先每人每日只发黑豆半斤,逐渐减至每人每天四两(黑豆是陕北喂驴喂马的一种饲料)。我们把它碾碎以后煮成稀饭充饥,其味苦涩,实难下咽,肠胃不舒服,常拉肚子。为此熬过一个冬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边区的全力支援下,才逐渐地扭转了供应情况。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但我们仍然精神愉快、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工作积极、信心甚足,没有任何怨言或气馁等表现。

        改名换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扣压了蒋介石,这个消息闪电般地传遍了整个红军和全西北人民群众。长期英勇卓绝与蒋斗争的广大红军将士和边区人民,对于发动十年内战、对外退让妥协的罪魁祸首蒋介石被抓了起来,其欢悦庆贺的激动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全体红军将士和全边区的人民群众从城镇到乡村不约而同地自动走出窑洞集中在广场、街道,打着锣鼓、吹着喇叭、放着鞭炮,花担队、旱船队、高跷队,龙灯队、猴子队等等都出来了,高唱军歌和陕北小调,跳跃欢呼、庆祝胜利。

        “对蒋介石怎么办呢?”这是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大问题。一是实行我党主张,由周恩来同志为代表亲赴西安进行调停,实现和平解决。首先停止内战,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其次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第二是继续内战,长期禁锢或枪毙蒋介石,这就上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的大当,对中华民族利益是非常不利的。可是我们红军内部和边区人民中不少人出于阶级仇恨及认识上的偏差,也主张“公审枪毙蒋介石以消民愤”,当时对和平解决、释放蒋氏,不少人思想还不通呢!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毛主席又特别指出:“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其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假设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陡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主张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毛泽东选集全集二三八——二三九页)。这里摆着两条道路即:第一杀掉蒋介石,继续下去,只能扩大内战,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我,使中国走向灭亡,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这是人民所反对的;第二,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这是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因为“战”与“和”、“杀”与“放”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只能采取后者,不能采取前者。经过党的正确主张的宣传和利害对比的教育,从而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认识,增强了执行党的政治主张的自觉性。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我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等四项保证。(见毛泽东选集全集二五九页)。不久陕甘宁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服装也改穿国民革命军衣服,红五星军帽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徽的帽子。改名换装是个重大的转变,政治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不少的干部战士很不理解,甚至拒绝换装,痛哭流涕者有之,更多的是保存红军制服和红五星军帽、或摄影纪念。经过了对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结论》的传达和学习,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中华人民的思想(见毛泽东选集全集二四三——二七零页)。懂得了国内矛盾服从国际矛盾,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更懂得了名义和着装只是形式,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抗日才是实质内容。这是我们党和全军的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战略策略思想的大提高,也是政策水平和政治水平的大提高。

        节日运动

        利用革命节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组织活动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或方式,例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卅”上海工人罢工运动,“五四”北平学生运动,“五五”马克思生日节, “七一”党的诞生纪念日,“八一”南昌起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革命节日以及民族传统节日如元旦、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活动。每逢节前进行节日意义及我们态度决心教育,出墙报(布报)、打扫清洁卫生、节日纪念会、报告会、演讲会、文体比赛表演、有条件时还能打“牙祭”等活动形式,节后还要进行检查总结讲评,提出新的任务,落实于行动,籍以推动工作。

        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后方医院住在延长,住地集中、环境相对稳定,收容伤病号任务也不太重,除了进行基本的形势任务教育外,还经常地利用节日活动进行有声有色、生动具体、印象深刻的宣传教育。通过这些革命节日和传统节日的教育活动,不仅使我们增长了知识,更重要地使我们懂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才能胜利,懂得了我们中国的革命运动,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如何起来进行斗争,共产党和红军产生的伟大意义和她的历史任务。通过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活动,明确了我们的奋斗目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等。因此,节日教育既是形势任务教育又是根本的阶级教育。还有通过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的活动进行民族团结、忠诚爱国、革命气节的教育,而且还增加了历史知识,发扬民族传统精神。
    上述的内容、形式和活动方式是完全适合于来自农村、没有上过学校受过教育、知识贫乏的指战员的。对于现代条件下的广大知识青年学生则是落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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