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红军第二兵站医院

    发布日期:2007-07-16 信息来源:市委党史办 字体:[ ]

        徐老上课

        西安事变后,我们军委后方机关、部队、医院,主要任务:一是整顿组织纪律,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二是进行政治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干部学习抓得很紧,党中央、中央军委负责人亲自向干部作报告、讲课、组织干部读书,除学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以外,党中央和毛主席还号召学习中国的历史、看古典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列国志》、《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特立同志(当时他是任延长师范学校的校长)给我们讲课,他总是深入浅出、讲故事式的给我们说明问题,有问必答、孜孜不倦讲深讲透。有次给我们讲解什么叫“工农剪刀差”,他说:某人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从法国出发时花了六个马克买了几个大西瓜,坐船经过英国把吃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西瓜卖掉了,得到了二英镑作路费,到了美国,还剩一个英镑,换了三美元,花了一个美元买了一双皮鞋,最后回到了中国上海,因为没钱用就把皮鞋卖了得了四块银元,回到湖南,又以两块银元买了一担谷子。当时法国是农业国,农产品——西瓜很便宜,英国、美国是工业国,农产品很贵,而工业品——皮鞋则很便宜,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品——皮鞋则很贵,而农产品——谷子很便宜。这就是工农业的剪刀差,而商业资本家就利用这个剪刀差进行剥削、发财。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给人印象就更深刻了。有个礼拜天,五月的北方天气晴和,花木正茂,徐老走出学校,来到街上散步,当走到我们医院门前时,院长李资平同志手中拿着鸟蛋大小的鹅卵石,正好有两个十三、四岁的女护理员在门前玩。李院长见徐老来了,叫两个女护理员拿去两个小石子去向徐老请教怎么解释?正好前街不远就是一座屋桥,徐老非常热情地拉着两个“小鬼”坐在屋桥长廊坐位上,郑重其事地讲解了起来。他从石头的产生、发展到消灭说得津津有味,过路来往人员在桥廊上越集越多,坐不下就站立着,桥上站不下就立在桥的两头,交通也堵塞了。我从头至尾听完,他从混沌初开、太阳系的形成、太阳分裂到地球形成、石头的产生,石头发展到人类用它做工具当武器,经过了亿万年,发展到人类认识石头的种类和性质,发现多种矿石可以练出铜、铁、钢等,现在石头可以更多的为人民服务了,人类已到离不开石头了,没有石头人类同样难以生存的,而将来必然发展到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特别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更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石头。最后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石头也终将被消亡,石头的灭亡意味着整个地球的灭亡,那时人类怎么办呢?自然的发展变化人类自会有办法的,你也不必担忧。为此,徐老不顾疲劳的整整讲了一个上午,这种循循善诱,侮人不倦的精神是多么感人至深!

        四川姑娘

        原兵站医院里除个别洗衣员是陕北地区的女同志以外,都是男兵,炊事员、护理员都是男同志。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以后,四方面军的女子团解散了,绝大部分编到后方医院里工作,她们绝大部分是青少年,多数分配护理工作,少数年纪大些的做炊事员和洗衣员。为提高她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医院自己办了一个护训队,学识字(扫盲),讲护理课,如何抢救、包扎、打针、上药等基本知识。每周还有政治课和党课,除了文化课有专职文化教员外,其他都是兼职教员,我就是这个队的党课教员。三个月一期结业后分到各所当护理员(当时没有护士和卫生员之分),每个所大约有三十名左右的护理排,实在不能作护理工作的就作洗衣员、炊事员。她们几乎全是川北山区的劳动农民的女儿,她们具有泼辣、倔强的个性,能够吃苦耐劳、性情纯朴,在工作和执行勤务中不甘落后,许多男同志还赶不上她们。她们富于团结精神,很讲感情。她们经过长征的锤炼,革命意志更坚强。在抗战开始,医院和后方机关中的男同志凡能上前方的都调上前方去了,医院里许多繁重的工作大部为她们所代替。她们不但做医务、护理工作,还担任各种勤务,白天晚上警卫站岗放哨等。当时由前线下来的首批伤员,由于居功骄横,很不守纪律,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后方物质条件差,生活非常艰苦,伤员要求高,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时,就打架闹事,有个时期闹得非常紧张,工作人员特别是护理人员经常挨骂、挨打。而领导则要求她们只能耐心说服,不能对抗,号召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感化争取伤员多数(当然后来医院领导对个别违纪严重的首恶分子逮捕处理了几个,闹事的风潮被克服了下去),孤立打击极个别的首恶分子。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和严格行政管理,特别是工作人员的正确工作态度,很快地改变了这一不正常的情况,使工作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在红军到陕北后和抗日初期的后方医院工作,在极端艰苦困难条件下,做好后方医院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给养困难,医药缺乏,住破窑洞,天寒地冻,被服单薄,医务技术水平又低,加之首批前线伤员思想准备不足,一度不守纪律,进行闹事等等,对当时在后方工作的同志是个严重的考验,对女护理员更是考验了。后方医院工作做不好,其影响是很大、很坏的,它既影响前线部队抗日士气的高涨,也影响军委后方领导机关的威信,所以我们在“一切为了前方”、“代表军委首长对前方伤病员的关怀”、“全心全意为伤病员”的崇高思想指导下,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做好后方医院的工作是至为光荣的。在这里我深深感到经过长征、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四川女红军对中国革命战争和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医院工作的建设是有过很大贡献的,她们不愧是真正的巾帼英雄。

        上山烧炭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我们第二后方医院第四所奉令由甘谷驿移住延安东南二十余里柳树店,接受中直机关和抗大、女大、鲁艺、陕北公学的伤病员。他们都是中直机关干部和全国各地到延安求学的抗日青年,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任务是非常繁重而光荣的。而我们四所又是新组建起来的,干部和医护人员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彼此不了解,又远离院部领导,物质条件很差,生活较困难。由于所的领导干部和医护人员、勤杂人员都是红军老同志,绝大部分是经过长征考验的,年龄较轻,革命积极性很高,干好革命工作的决心很大,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坚持自力更生做好工作。我刚由院政治处调任所指导员,决心劲头更足,与所长程道苍同志密切合作,工作很顺心。程道苍同志是鄂豫皖苏区红安人,红二十五军的一位年岁较大的红军干部,(大约三十多岁,是当时所里的干部年龄最大的一位)农民出生,为人本分老实,作风踏实,事事带头苦干,他擅行政管理、伙食卫生等工作,他态度诚恳、待人谦和、说话不多,见人老是笑眯眯的,别人说他是没有火气的人。付所长肖克功同志是一个能干的青年干部,原在红二十五军当连长、办事灵活。但有时会急躁发火,训斥骂人,工作人员有些怕和他打交道。我们经常与他斗争,他后来有很大转变。医生徐文博同志是徐海东同志的亲侄儿,小个子,是个青年医生,虚心学习,工作细致深入,他身体不好,有肺结核,常咳嗽吐血,仍不肯休息、坚持工作。一个所除了两个见习医生以外,再没有医生了,所以医生诊断看病是非常忙的,护理一百多个伤病员工作也是够紧张的。管理生活的管理员向前进同志长征时是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政委,雇工出身,没有文化也不大会说话,只知闷着头苦干,累活脏活他抢着干,他专管炊事班、卫生班、洗衣班和护理班,背米扛柴、开荒种菜、养猪少不了他,是一个专心专意的好当家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提过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几个领导同志一碰头,经过党支部讨论决定怎么干,凡与他有关的事,他总是抢先带头去完成。一九三八年冬季快到了,上级通知因经济困难停发烤火费,号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当时我们全所二百多个工休人员怎么办?休养员多数不能动,工作人员百分之六七十又是女同志,医务工作任务也很繁重,所内干部也就是我们正付所长、指导员、医生、管理员五个人。到荒山老林、虎狼成群、人烟稀少的地方去伐木烧炭是非常困难的。管理员向前进同志说他在家时为地主烧过木炭,还是老行家,提出由他带领去。最后党支部经过酝酿、讨论决定,由所长程道苍同志和管理员向前进同志共同负责,带领从炊事班、卫生班抽出的身强力壮的二十多名男同志上山去烧炭。炊事班和卫生班的工作由留队坚持工作的女同志顶替。烧炭队要自带行李给养,伐木工具,走行两天才到目的地。到后首先是要伐木搭好木棚住下来,其次平好场地、开辟道路,然后调查林主,并与之进行协商,勘察哪些是贵重用材不能动,哪些可以砍伐。伐木、制窑、拖运、准备烧柴,从装窑、点火、烧窑、观火、看烟、封窑、启窑等一系列过程就要靠内行里手了。否则不是没有烧透就是烧过成灰,前功尽弃啊!在山上烧炭是很艰苦的,远离住地,生活供应困难,吃不上菜,夜晚很冷,常有虎狼袭扰,睡不好觉,不少同志常常抱病干活,身体日渐消瘦了下来。木炭烧好之后运输工作更是艰难的事,从百十里远的地方,经过好几座大山,得要两天多的时间,牲口不能走,只能肩挑人扛。快到家的两座大山路很陡,走下山来都很困难,弄得不好就会滚下山来。我们动员了全所工作人员,凡是能动的都去上山迎接,互相用绳子掺扶着一筐筐的背下山来。就这样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自己烧了两万多斤木炭,保证了所里全体工休人员的顺利过冬。

        红十字会

        七七事变后,我八路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不断与日军作战,伤员一批一批地运送到后方医院来了,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现代科学医疗器械更是缺乏,没有比较有技术的医务人员,简单手术也不能做,增加了伤员的痛苦,不该残废的残废了,甚至还发生了因伤口感染化脓溃烂而夺去生命的事件。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是多么需要外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正确路线指导下,争取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援,海外抗日华侨和港澳同胞掀起了积极热情的捐献运动,给我们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特别是医药、器材等。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以侯道之博士为队长的红十字会二十三队来我们医院工作,虽然只带两名女护士和一名秘书,但他带来了x光机、显微镜等重要器械,我们配上手摇马达发电就可以透视,这对我们伤员来说是一大喜事。侯道之博士留学美国,医学知识丰富,擅长外科手术,两名护士是他的得力助手,秘书专负责队里行政事务。他怀着抗日爱国的心,不怕劳苦来到我陕甘宁特区。他虽然是“洋知识分子”,但他的表现和态度还是保持了他山东大汉的耿直朴素的性格,对人诚恳、性情爽快、办事干脆、工作认真负责。我们医院的干部、医护人员对他很尊重,也愿意同他接近,伤病员都很信任他,他对伤病员也非常关心,彼此无甚么隔阂。初来院时他自己说:“只讲抗日,不讲其他,只搞技术,不问政治。”经过一段时间后的两个地区、两种军队、两党言行的对比之后,他态度全变了,结论还是特区好,特区自由、幸福,八路军好,八路真抗日,共产党好,言行一致。他带来的秘书,经过侦察揭露是国民党特务,被派来专门监视他行动的,这对他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他更加仇恨国民党、热爱共产党了,所以侯道之不久也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最后他终于实现了愿望。侯道之同志率领的红十字会二十三队对后方医院的建设,特别是医务技术的提高是有很大贡献的。经他治疗的伤病员和他培育成长的医务干部我想是不会忘怀的。
                        (此文是作者于1978年8月写作)


        郑国简历

        郑国(1919~1983),石门县人。1935年参加游击队。7月,加入共青团,任湘西游击队副队长。8月,游击队编入红军,参加长征。193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第二后方医院四所政治部指导员、技术书记兼组织干事、中央军委供给部特派员、秘书、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队长、协助员、被装厂政委、后方留守处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第六纵队第五0团政治处主任、第六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教导团副政治委员、华东军需学校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后勤部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郑国历任南京警备区政治部直工部部长,第三野特纵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华东炮兵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陆军第三十一军副政委、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二政委、江西省建设兵团政委。郑国戎马一生,曾参加过湖南大庸河攻击战,云南宣威围歼战,淮北“六一”战和胶东突围战等。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83年病逝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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